咀嚼經文，玩味詩意──超然獨立之姚、崔、方三大家

本書是筆者繼《惠周惕詩說析評》（1994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清代詩經學論稿》（2011年，臺北文津出版社）之後的第三本清代《詩經》學著作，全書共收七篇論文，以〈姚際恆《詩經通論》的《詩》教觀及其反漢學色彩〉、〈以史觀詩，以詩興史──崔述《讀風偶識》析評〉、〈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傳統與變異──論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解《詩》基調〉、〈論「涵泳、玩味」的讀《詩》法──以姚際恆、崔述與方玉潤的相關論述為評析對象〉、〈學術史上的典範塑造──以民國學者評論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為例〉等六篇為正文，第七篇〈論宋儒與清儒對詩旨的解放──從朱子到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由於將宋儒朱熹也納入討論，故以之為附錄。六篇正文中，前三篇為姚際恆、崔述、方玉潤三大家的分論，後三篇為合論，全書計約二十萬言。

　　自梁啟超（1873-1929）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整理清代學者治理《詩經》的成績，於正統派之外舉出姚際恆（1647-1715）《詩經通論》、崔述（1740-1816）《讀風偶識》、方玉潤（1811-1883）《詩經原始》三書，以為此三人不同於傳統學者固守《毛序》、《毛傳》的說法，能獨抒己見，之後又有顧頡剛（1893-1980）、鄭振鐸（1898-1958）等人相繼對三人的《詩經》學著作作出不凡的評價。鄭振鐸於《中國文學論集》中以「極為重要」、「極重要」、「極重要」之語，分別置於姚、崔、方三人《詩經》學著作之下。鄭氏之所以極度重視三大家，主要是看到三人著作中的論述特質前所未見，其獨特的新解也能超越舊說。後來學者或以「懷疑派」、「超然派」、「獨立派」分別稱呼此三本著作，直至夏傳才（1924-）通論清代《詩經》研究的學術時，才以「獨立思考派」統稱姚、崔、方三人。

　　姚際恆等三人會被後來學者置於同一個派別之下，可見三人具有一定的同質性。從《詩經》學史的角度而言，除了著作表現出「獨立」、「超然」、「懷疑」的特色之外，此三人還有許多性質相同、相近的地方。包括與當時學術思潮的關係、治學的途徑、對待經書的態度等。從學術思潮與三人之間的關係而言，姚氏等三人分據清代初、中、晚三個時期，卻又同時阻絕於主流的學術之外，當時的學術思潮對三人的影響不大。而且，三人或有意或無意地貶抑當時的主流學術價值觀，以是而在研經、治學的途徑、方法上顯得「超然」、「獨立」。就治學的途徑而言，姚際恆與崔述都有考證、考史性質的專著，姚氏的《古今偽書考》，崔述的《考信錄》都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名著，且二人考古證史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尊經衛道。就解《詩》的方法而言，三人都強調涵泳詩文、體會文意的必要性，他們透過逐章逐句地咀嚼經文，然後玩味詩人之意，而其透過涵泳品味所得的詩義，往往帶有人倫教化的意味，這種現象值得密切關注。

　　就影響力來說，姚氏等三人的解《詩》著作不僅與當時的學術主流頗有距離，就連學術派別都無法劃分，不是漢宋兼採，亦非乾嘉考據，更不走今文經學路線。這三人的著作在當時都沒沒無名，直到民國初年才被學者注意，並給予極高的評價，至今日已成為學術上的重要研究對象。
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對姚際恆、崔述、方玉潤頗為重視（尤以姚際恆為最），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但是迄未能對此三人進行整合性的研究，比對其間的異同。本書則以這三人的《詩經》學著作為研究對象，釐清同為獨立思考派的三位大師之間的學術異同，這是本書的特色之一。

　　其次，由於過去的研究多偏向傳統的考察方式，如分別檢視三人對舊注的依違，對詩旨的擬定，或間以經學或文學的標準進行衡定，這些研究方式對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個別學術面貌呈顯當然有相當的助益，但是，筆者認為除了這些研究方法之外，應該要有一些新的觀察角度，才能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是故，本書納入西方學術的某些觀點，對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詩經》學著作，作一全新的研析，包括探究其解《詩》的方法、態度和得出的結果（特別是詩篇主題這一部分）之間的關係，並討論其理解、詮釋形成的成因與限制，這是本書的另一個特色。

　　姚氏等三人的《詩經》學著作由當時的默默無聞，逐漸攀升至今日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其間影響力升降的現象值得我們省思。本書從傳統與創新兩個層面同時進行三人著作之觀察，輔以詮釋學理論來探索讀者對於三人著作的理解與接受實況，並以此討論其三人在《詩經》學史上的定位與影響，這是本書的又一個特色。

　　1994年12月，筆者向國科會申請兩年期的研究計畫案：「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運用詮釋學觀點作全新考察」，審查人以為，一年以內即可將全部問題處理完畢，實際情況則是，筆者從1995年8月開始執行研究計畫，直至2011年才暫時將案件的執行畫下一個句點。這裡使用「暫時」兩字，亦即是說，姚際恆等三大家的說《詩》比較尚未真正結束，只是，一個一年期的案件持續執行六年，發表了九篇論文（其中，〈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說《詩》取向及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公佈於2006年11月「國科會中文學門90-94年研究成果發表會」上，後收入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6月發行的《臺灣學術新視野》一書中，故不再收入本書。另外，〈方玉潤詩經原始論詩的言外之意〉，已收入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年9月發行的《詩經研究叢刊》第十九輯，亦不收入本書），應該是可以稍為休息一陣子了，畢竟，筆者近十年來連續執行十件單年期研究計畫，每一個計畫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將此一執行了六年的案件暫告一段落是合理的。是為序。

黃忠慎 2012年3月
序於彰化師大國文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