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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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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十九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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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典故的考論和辭采華茂的體驗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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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朱自清在《國文月刊》設置「詩文選讀」一欄，為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年輕人了解，引起他們的興趣，並且培養其分析的態度。朱自清直言，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實欣賞，透徹了解。
朱自清選擇最古的五言詩《古詩十九首》，引用唐代李善的「註」，因他認為李善的註最為謹慎和切實，釋事（也就是典故）的地方多，而釋義（也就是用意）的地方少。在李善「註」後是說明，朱自清兼採各家，以一個現代人的學術眼光和審美情趣來重新闡釋，成為後人研究的典範。..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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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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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作為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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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專文導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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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社會學大師魯曼談愛情的重要作品，他以冷靜的理論工具，處理愛情這燙手議題。
魯曼於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愛情作為激情》一書，向我們展示了他如何使用他冷靜的理論工具，來處理愛情這個燙手的議題，不讓我們的理智因愛情的炙烈之火而燒灼融化。他所感興趣的，並不是去剖析愛情這個情感的本質，反而是在於探究親密性的語意於近現代的過渡期中所經歷的符碼化過程；這裡，愛情因此並不是被理解為一種情感，反而是一種「溝通的符碼」，根據這樣的符碼規則，人們可以表達他們的情感，可以建構、誘發、甚至否認他們的情感。 《愛情作為激情》一書是依據魯曼一九六九年於Bielefeld大學的授課大綱《愛情：一個觀察上的練習》延伸而成的著作，並且較早出版。而後者因為是授課大綱，故相當簡短，但後來也於二○○八年正式出版。基於兩本著作密切的關連性，故一次翻譯這兩本書，以《愛情作為熱情》為主，《愛情：一個觀察上的練習》為輔（作為附錄），結合成一本，以避免遺珠之憾。..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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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論：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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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蓮（François Jullie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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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中國蓬勃發展的年代，余蓮使我們能理解中國整體策略的基礎。──法國《策略母模紀事》）
＊這不是一本企業經營的實用手冊，它提供的是使所有『經理人』都可以受到啟發的一套思想。──法國國家教育研究高等學院 ＊透過豐富的形象、隱喻及文本，余蓮成功地聚焦於中國的功效意念。──英文《國際中國評論》 本書談論中西雙方對於成功及效力的不同思維方式，不僅有趣也有用，對於中西思想的對話具有啟發性意義。 本書主旨探討中西有關成功與效力的根本思維，並加以對照。在中國方面主要結合了《老子》、《孫子》、《鬼谷子》和《韓非子》的思想並加以貫通，找出中國上古時期以降，對於軍事、外交、政治等各面向的共通思維，對照以西方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乃至於《君王論》、《戰爭論》中浮現的思想根柢。 本書除了提出「功效對效力」的哲學構造企圖外，也有助於實際人生事業的運作原理理解。國際一級情報單位在閱讀此書後曾特邀作者進行講座，以深入理解中國之戰略思維。世界多位企業領袖也曾聆聽作者相關的演講。本書作者為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及哲學家，著作超過二十五種，已被翻譯為至少二十五種語言。《功效論》一書曾於2002年以袖珍版作廣泛發行。..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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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粹的語言：詩朱自清 |
詩是精粹的語言。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詠；許多人覺得詩難懂，便是為此。但詩究竟是「語言」，並沒有真的神祕；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散文如此，詩也如此。有時分析起來還是不懂，那是分析得還不夠細密，或者是知識不夠，材料不足；並不是分析這個方法不成。這些情形，不論文言文、白話文、文言詩、白話詩，都是一樣。不過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別是文言詩，也許更難懂些罷了。 我們設「詩文選讀」這一欄，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青年諸君的了解，引起他們的興趣，更注意的是要養成他們分析的態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了解裏。一般的意見將欣賞和了解分成兩橛，實在是不妥的。沒有透徹的了解就欣賞起家，那欣賞也許會驢唇不對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響。一般人以為詩只能綜合的欣賞，一分析詩就沒有了。其實詩是最錯綜的、最多義的，非得細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圇吞棗的讀去，所得著的怕只是聲調詞藻等一枝一節，整個兒的詩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 本文選了古詩十九首作對象，有兩個緣由。一來十九首可以說是我們最古的五言詩，是我們詩的古典之一。所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風，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詩都以這一類古詩為標準；而從六朝以來的詩論，還都以這一類詩為正宗。十九首影嚮之大，從此可知。 二來十九首既是詩的古典，說解的人也就很多。古詩原來很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裏卻只選了十九首。文選成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詩流傳到後世的，也就有限了。唐代李善和「五臣」文選作註，當然也註了十九首。嗣後歷代都有說解十九首的，但除了文選註家和元代劉履的選詩補註，整套作解的似乎沒有。清代箋註之學很盛，獨立說解十九首的根多。近人隋樹森先生編有古詩十九首集釋一書（中華版），搜羅歷來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釋，大致完備，很可參看。 這些說解，算李善的最為謹慎，切實；雖然他釋「事」的地方多，釋「義」的地方少。「事」是詩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辭，普通稱為「典故」。「義」是作詩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們日常說話裏的「用意」。有些人反對典故，認為詩貴自然，辛辛苦苦註出詩裏的典故，只表明詩句是有「來歷」的，作者是淵博的，並不能增加詩的價值。另有些人也反對典故，卻認為太麻煩太瑣碎，反足為欣賞之累。 可是，詩是精粹的語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從比喻和組織上作工夫，利用讀者聯想的力量。組織得簡約緊湊；似乎斷了，實在連看。比喻或用古事成辭，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實是比喻的一類。這首詩那首詩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個兒的詩是離不開典故的。舊詩如此，新詩也如此；不過新詩愛用外國典故罷了。要透徹的了解詩，在許多時候，非先弄明白詩裏的典故不可。陶淵明的詩，總該算「自然〕了，但他用的典故並不少。從前人只囫圇讀過，直到近人古直先生的靖節詩箋定本，才細細的註明。我們因此增加了對於陶詩的了解；雖然我們對於古先生所解釋的許多篇陶詩的意旨並不敢苟同。李善註十九首的好處，在他所引的「事」都跟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切合，幫助我們的了解很大。 別家說解，大都重在意旨。有此是根據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卻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義，模糊影響。有些並不根據全篇的文義、典故、背景，卻只斷章取義，讓「比興」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謂「比興」的信念，是認為作詩必關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離別的作品，必有寄託的意旨─不是「臣不得於君」，便是「士不遇知己」。這些人似乎覺得相思離別等等私情不值得作詩，作詩和讀詩，必須能見其大。但是原作裡卻往往不見其大處。於是他們便抓住一句兩句，甚至一詞兩詞，曲解起來，發揮開去，好湊合那個傳統的信念。這不但不切合原作，並且常常不能自圓其說；只算是無中生有，驢唇不對馬嘴罷了。 據近人的考證，十九首大概作於東漢末年，是建安（獻帝）詩的前驅。李善就說過，詩裏的地名像「宛」、「洛」、「上東門」，都可以見出有一部分是東漢人作的；但他還相信其中有西漢詩。歷來認為十九首裹有西漢詩，只有一個重要的證據，便是第七首裏「玉衡指孟冬」一句話。李善說，這是「漢」初的曆法。後來人都信他的話，同時也就信十九首中一部分是西漢詩。不過李善這條註並不確切可靠，俞平伯先生有過詳細討論，載在清華學報裏。我們現在相信這句詩還是用的夏曆。此外，梁啟超先生的意見，十九首作風如此相同，不會分開在相隔幾百年的兩個時代（美文及其歷史）。徐中舒先生也說，東漢中葉，文人的五言詩還是很幼稚的；西漢若已有十九首那樣成熟的作品，怎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古詩十九首考，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刑六十五期） 十九首沒有作者。但並不是民間的作品，而是文人仿樂府作的詩。樂府原是入樂的歌謠，盛行於西漢。到東漢時，文人仿作樂府辭的極多；現存的樂府古辭，也大都是東漢的。仿作樂府，最初大約是依原調，用原題，後來便有只用原題的。再後便有不依原調，不用原題，只取樂府原意作五言詩的了。這種作品，文人化的程度雖然已經很高，題材可還是民間的，如人生不常，及時行樂，離別，相思，客愁，等等。這時代作詩人的個性還見不出，而每首詩的作者，也並不限於一個人；所以沒有主名可指。十九首就是這詩；詩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但典故並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為這類詩究竟是民間味，而且只是渾括的抒敘，還沒到精細描寫的地步，所以就覺得「自然」了。 本文先鈔原詩。詩句下附列數字，李善註便依次鈔在詩後；偶有不是李善的註，都在下面記明出處，或加一「補」字。註後是說明；這兒兼採各家，去取以切合原詩與否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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