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研究主題發展脈絡
在全球化趨勢下，社會的快速變遷、跨文化的頻繁交流、資訊的大量傳播，不僅重新形塑了當代生活模式，也在人類生活的不同層面衍生各種新型態
的問題。然而無論身處在哪個社會，人們的自我認同、人我關係、價值觀念都會受到其衝擊。早在90 年代Hans Küng 曾提出「全球倫理（global ethic）」的概念（Küng, 1991），嘗試整合不同宗教和文化在倫理價值觀和道德標準上的基本共識，以因應全球化帶來的價值衝擊與倫理危機。另一方面，重視解決日常困境與實踐的應用倫理學也隨之出現眾多新興次領域，例如由職業分工日趨複雜而演化出的各種專業或職業倫理，或諸如環境／生態倫理、動物倫理等隨人類活動不斷擴張而延伸出的新關懷範疇，在在顯示倫理議題隨時空脈絡變遷的特性，甚至可能和社會中的其他系統（如法律、教育）交互影響。目前雖有不少涉及親子倫理議題的討論，但多半與生殖／基因科技等變遷脈絡結合，基於特定新興現象反思既有的親子認定原則。至於一般情況下，每個人都無法自由選擇卻又必然經歷的「與父母之間的關係」，則因為親子間的血緣、親子雙方作為「照顧者—被照顧者」的緊密連結等特徵，被視為最自然的關係，卻較少受到新一波應用倫理學的關注。歷史上，不同宗教、文化對親子倫理的闡述，多半以促進親子關係或家庭和諧為訴求，分別對親子雙方提出相應的角色規範。近百餘年來，對於親子代間互動的相關探討，已從早期的倫理規範取向轉由心理學領域主導，討論焦點也改以促進子女最佳發展為目標，並基於各種育兒與教養知識建構一套理想的親子互動模式。
當代社會對親子關係的理解深受發展心理學研究形塑，例如對民主威信式教養（authoritative parenting）的高度肯定（Baumrind, 1978）、重視親子間具安全感的情感依戀關係（secure attachment style, Ainsworth et al., Ainsworth &Bowlby, 1965），幾乎已成為全球教養理念的主流共識。尤其在臺灣，凡是討論到親子問題或困境，往往習慣沿用「傳統封建／現代民主」、「東方集體主義文化／西方個體主義文化」這類固定框架來詮釋問題，將所有親子問題歸咎於華人孝道文化對子女角色的要求。然而，源自當代發展心理學的許多親子知識或教養理念，不僅建立在個體主義價值觀的特定預設之上，教養議題的興起與主流教養理念的形成更有其特殊時代脈絡。已有許多研究提到，當代熟悉的「純真無憂的童年」是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才逐漸演進成形的現代概念，且受到許多因素共同影響，例如學校教育逐漸取代學徒制、家庭功能的本質由傳承財產與姓氏轉向提供情感與輔助教育（Ariès, 1962）、印刷術與學校教育的普及促使某些知識與行為開始被劃分為「兒童不宜」並納入控管（Postman,1982）、十八世紀間浪漫主義思潮對童年概念的重構（Heywood, 2001）等，除了促使童年／成年的區分越發明顯，也讓如何透過教育與教養保護兒童不受成人世界汙染、引導其順利成長發展的觀點受到關注。不過，十八世紀雖開始強調給予孩童更多愛與關懷，但仍以嚴厲處罰來控管孩童的不良行為，直到二十世紀，歐美社會才普遍重視對兒童的主體性與情感需求滿足（Haring ,Sorin, & Caltabiano, 2019）。此外，在心理學史上，首度風靡大眾的主流教養知識，其實是1920 年Watson 夫婦根據「行為主義環境決定論」提出的科學育兒理念—強調透過嚴格訓練生活作息、避免給予太多情感回應，可養育出
高成就的孩子（Bigelow & Morris, 2001; Byers, 1977）。這套育兒模式不僅當時風行於美國，隨後也被引入英國與歐陸，並隨各國社會文化脈絡而有不同發展（Bakker, 2020）。儘管1930 年代起行為主義教養觀受到批判挑戰，全球學界轉向關注兒童的情緒與情感需求（Bakker, 2020），民主式教養與依戀理論也在1960 年代興起且蔚為社會教養主流；不過，亦有學者認為Watson 夫婦的某些育兒理念（如透過正向環境支持讓兒童習得合適行為）仍與當代某些主流教養原則相符相應（Bigelow & Morris, 2001）。事實上，各派教養知識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同一套知識在不同社會、文化間的轉譯重點也會有所差異（Bakker,2020; Byers, 1977）。目前心理學界已有零星研究開始反思當代主流教養理論的跨文化適用性，例如依戀概念在測量上是以能否自在因應與陌生人互動的焦慮來反映孩童的情緒安全感，此種操作化方式奠基於西方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情境與經驗（都市生活中陌生人是危險的象徵），卻未必適用於以地緣人際為主的農業社會（孩童常由鄰里共同照顧，且生活範圍內很少出現陌生人）（Keller, 2013, 2018）。至於民主式教養不僅在非西方社會中較難展現對未成年子女的助益效果，即使在某些西方社會（如南歐、拉丁美洲）也未必是最佳的教養型態（Febiyanti & Rachmawati, 2021; Calafata et al., 2014）。此外，亦有人類學者透過呈現不同文化中多元異質的童年概念，質疑發展心理學所建構之主流教養知識的跨文化適用性（Lancy, 2015）。整體而言，大眾熟知的主流教養理念，看似是以科學為基礎的真理，實則是西方工業社會與中產階級文化交織而成的產物，常被喻為是「怪異的」（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and Democratic, WEIRD）知識（見Keller, 2018; Lancy, 2015）。
上述這些反思雖彰顯出教養知識或兒童／童年概念深受文化多樣性的影響，卻很少深入探討主流教養知識如何影響並侷限了當代人對親子關係的基本理解，其中又以兩個問題最值得關注：(1) 在主流教養理論中，如何透過良好的親職角色實踐讓兒童順利成長是核心焦點，即使探討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關係或互動問題，往往也只是將問題歸咎於早期不當教養模式的延續；因此，心理學的親子研究長期忽略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關係，對於子女角色內涵的討論也遠不及對親職角色內涵的關注。然而隨著全球人口持續高齡化，成年子女的角色運作及其與父母的代間關係在全球高齡福祉研究中已漸受關注，長久以來，對成人親子關係基礎理論建構的欠缺也更形明顯。(2) 教養研究雖致力於提出一套具科學基礎的理想親子互動原則，但不同派別的育兒知識推陳出新，各種理論宣稱的「最佳教養模式」，儼然成為評斷親職表現良莠的絕對判準。越來越多研究開始反思，當前親子知識的發展趨勢造成全球父母共同陷入教養焦慮困境（Gopnik, 2016；Lan, 2018）。若要避免重蹈教養知識發展困境的覆轍，在探討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關係或子女角色運作時，也必須重新思考：除了尋求唯一正確的最佳親子互動模式、理想親職角色範本，心理學還可以如何善用學科特色，跳脫對錯優劣之分的框架，更完整地理解人們在代間互動模式、親職或子女角色運作上的個別差異及其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