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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香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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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玖壹壹：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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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全面反映晚清民初百年滄桑的大型歷史畫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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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是加速清王朝覆滅的關鍵，促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建立。慈禧太后、康有為等保皇派，梁啟超等立憲派，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者，袁世凱這類軍閥，嚴複、蔡元培等教育家……對這些歷史人物的功過如何認識，不斷在海內外學者中引激烈的辯論，各地學者對辛亥革命遺產的解釋也不盡相同。拋開派別的分歧，所有中國人都將那段動盪歲月視為「百年憂慮」或「百年屈辱」，其中蘊含的情感至今縈繞在人們心頭。 為紀念辛亥百年，作者通過歷時一年對全球範圍內公共展館和私人藏品的梳理彙編，用真實的影像重現近一個世紀的「集體記憶」，這些歷史印記可以幫助認識現代化的中國，為今天與未來的讀者塑造一八五○到一九二八年間中國日常生活、歷史事件與社會巨變的視覺敍事。它提供了一個歷史背景，在這裏，人們可以反思過去，展望未來。..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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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全球旅程：從歐洲走向世界 |
巨龍的蛻變－中國一八四○至二○○八 |
毛澤東 |
戰後臺灣歷史閱覽 |
宋美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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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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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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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史語所創辦者、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畢生代表作作為青年學生學習國學知識的一本權威讀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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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講義》是傅斯年北大任教期間的講稿，雖然未最終完成，但現存部分亦有許多真知灼見，所講論的起於殷周之際，下到西漢哀平王莽之時。本書詳細地介紹了敘語、泛論、詩部類說、楚辭餘音、論伏生所傳《書》二十八篇之成分、最早的傳疑文人、賈誼、儒林、五言詩之起源等知識，並在宏觀上涉及文學史研究之方法論，頗具啟發之效。
傅斯年在書中強調他並非是在著作一本文學史，而是將一部文學史事之卮言寫下來，作為回想的資料，提供學子們思考，教導學子隨時推端引緒，證實證虛，是青年學生學習國學知識的一本權威讀物。..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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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十九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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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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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典故的考論和辭采華茂的體驗結合起來，新舊文學的融會貫通， 文壇大師朱自清以獨有的詩歌闡釋帶你重新認識《古詩十九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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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朱自清在《國文月刊》設置「詩文選讀」一欄，為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年輕人了解，引起他們的興趣，並且培養其分析的態度。朱自清直言，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實欣賞，透徹了解。
朱自清選擇最古的五言詩《古詩十九首》，引用唐代李善的「註」，因他認為李善的註最為謹慎和切實，釋事（也就是典故）的地方多，而釋義（也就是用意）的地方少。在李善「註」後是說明，朱自清兼採各家，以一個現代人的學術眼光和審美情趣來重新闡釋，成為後人研究的典範。..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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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壹玖壹壹年的動盪之路：一部看得見的歷史劉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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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著手用影像為辛亥革命做編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二○一一年，武昌起義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隨之建立。 起義趕走了清朝統治者，但新生的中華民國仍聚居著不同國籍的人，這種狀況又持續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從一次長途旅行開始：跨越中國大陸和臺灣，橫穿歐洲和美洲，遍訪各地的公共展館和私人藏品。從東京到悉尼，從倫敦到巴黎，從洛杉磯到紐約，我看到了數目龐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個多世紀。二十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知識份子一直關注著十八、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遺產。作為後殖民主義崛起的一部分，對殖民歷史和經驗這個棘手話題的表述屢屢出現在文學作品和歷史教科書中，較新的有畢可思近著《爭奪中國》以及派翠克•弗倫奇所寫的V. S. 奈保爾傳記。中國知識份子對待這種遺產的方法卻不盡相同。二○一一年一月一日，臺灣領導人馬英九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辭中表示，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記憶猶新。 一九一九年，美國國會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該條約提出將德國在華「領土」和勢力範圍轉讓給日本。曾留學美國的哲人和教育家胡適說過一句名言：「哪有帝國主義？」儘管當時他為此飽受抨擊，但隨著越來越多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鄧小平翻天覆地的改革汲取了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營養，胡適的思想和觀念在中國大陸日漸復興。真相是，從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直到今天所理解的「版本」，也許長期以來都與西方通常敍述中的中國格格不入。將二十世紀九○年代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理由歸結為中國人的受害者意識或民族屈辱感，則失之簡單。 中國對《凡爾賽和約》的回應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中國知識份子怒不可遏，遂引發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抗議強加於中國的「西方帝國主義」。這場運動標誌著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代表著對晚清時期外國人半殖民式在華存在的心態。時至今日，中國對這種存在仍很敏感，一切與中國主權有關的問題都充滿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舉辦二○○八年夏季奧運會之前，發生在澳大利亞和法國火炬接力中的搶奪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國的年輕人。一個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網上檢索《人民日報》電子版，發現一九四六年至二○○六年間有十九個國家或組織被批評「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總計達一百一十五次。就像《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湯瑪斯•弗裏德曼所說：「屈辱是人類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恥次之……」 自五四運動以來，「屈辱」和「帝國主義」這兩個詞屢見不鮮，常常同時出現，因此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熟知。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綿延數千年，其間北方的蒙古人和東北的滿人曾侵入中原，但幾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國主義的概念。事實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學說和漢語最終將非漢族的入侵者同化進「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無疑問地被認作是中國的王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發生於湖北的中心武漢。在起義百年即將到來之際，本影集構築了起義發生的動力—「屈辱與帝國主義」—的視覺大背景，並進一步揭示了起義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沒有今日中國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曾在整個二十世紀飽嘗受害者意識影響的數代中國人也許只會把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本書用於展覽並彙聚成冊的圖像遠遠超越「老照片」，它們是五四以後中國知識份子心目中重要社會生活和事件的視覺記錄，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其內容包括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帝國宮廷內的場景、權貴和貧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一九○○年義和團運動、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中國領土上爆發的日俄戰爭。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後十年的照片中，還可以看到袁世凱的影像。他未能如願加冕為末代皇帝，死後中國墮入軍閥混戰的十年。 為了從當代更廣闊的背景下考察這些問題，我邀請了周錫瑞、黃克武和張海鵬三位知名學者從不同角度觀察一九一一年的革命。 通過尋本溯源，他們的觀點將幫助我們思考各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成敗得失以及對百年後中國人的意義。 一八三九年，法國人路易•達蓋爾發明了攝影。歐洲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開啟了新時代，隨著西歐人到海外尋求新市場、攫取原材料和廉價勞力，攝影作為記錄國內外社會的工具也在發展，與歷史學家的作品一道服務於上述目標。十九世紀晚期，外國傳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傳播基督教福音時，攝影起到了不可思議的重要作用。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為那個時期的中國歷史留下了汗牛充棟的影像檔案。 在歐美，用照片展現一八六○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末的中國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重要手段。由此，這些影像作品所記錄的歷史十分豐富，對於為現今讀者描繪舊時歲月至關重要。長期以來，西方學者一貫比同時代的中國學者更審慎地對待這些歷史記錄，中國學者和影像史學家近些年才逐漸加入這一行列。 直到十九世紀末，西方攝影師都在用鏡頭記錄中國人的「原生態」，重點展現「中國人的民族特點」。然而，許多照片卻是在攝影棚裏擺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環境中拍出來。相對於此，表現恐怖的死刑—通常是梟首—以及對「苦力」的執迷都是常見的主題。「苦力」一詞的出現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當時對這些人的盛行態度。有歷史學者指出，「常見於照片說明中的『苦力』一詞，表明人們在解釋這一群從印度、中國去往美國，後又返鄉的勞工時是僵化而過激的。從語源學看，這個種族蔑稱可追溯至殖民時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爾語或古吉拉特語」。十九世紀用各種方法將中國人描繪為「原生態」，以及執迷於死刑或裹腳，與約瑟夫•康拉德形容的「高尚野蠻人」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十八世紀，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作出有利於多明我教會的裁決，否決了耶穌會的觀點。多明我教會提出，中國人的「信仰」及其實踐是偶像崇拜，一切對聖賢或祖宗的虔敬行為與崇拜魔鬼無異。兩個世紀前，利瑪竇及其耶穌會同仁在有教養的儒者身上發現「共生」關係，提出對帝王或祖先的崇拜並非與基督教精神水火不容。 法國漢學家謝諾的觀點很敏銳。他寫道，從早期耶穌會士、伏爾泰式的法國哲學家或主編《百科全書》的狄德羅等人著作的棱鏡中看中國就如同見到海市蜃樓。所有的看法都被抽象，成為法國哲學家和知識份子思考法國時局的理想模型。後者批評法國朝廷為古代政權，「效忠國王」（法國宮廷官員履行的死板官僚制度）。他們也將這一概念安放在中國頭上，儘管大部分法國哲學家從未到過中國，也不熟悉那裏的現實情況和複雜性。他們從耶穌會士的中國遊記中提煉出一套先進的官僚體制，也是由宮廷官員侍奉皇帝，但這些中國官員忠誠且機敏。 於是，中國藝術風格在歐洲宮廷中流行開來。關於明代和清代早期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接受情況，利瑪竇的著錄與最新一部賽珍珠傳記中的描繪大相逕庭。據後者所述，賽珍珠之父傳教士賽兆祥在江蘇和安徽農村待了十年，「據他自己計算，共使十個人皈依」。利瑪竇努力使精英官員改信基督教，而之後的外國傳教士則在窮苦人中傳教。 十九世紀晚期，在英法兩國的軍隊經海路抵達中國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法國印度蘇伊士公司及其商業代表留下了與眾不同的發展軌跡。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認為，之所以西方文明在早期取得成功，是因為到一五○○年時歐洲的幾大未來帝國握有全世界百分之十的領土，創造出百分之四十多的財富；而到一九一三年帝國時代臻于頂峰時，西方控制了全世界百分之六十的領土，共創造出全球百分之八十的財富。人們如何感知歷史取決於歷史如何寫成。研究中國當代藝術的英國評論家凱倫•史密斯最近援引馬克吐溫的話，他在回答「為什麼我們這麼厭惡過去」時說道，「因為它太讓我們丟臉了」。史密斯繼續說道：「如果歷史像馬克•吐溫說得那樣使人蒙羞，也是因為我們相信如此。同樣，一百七十多年來數代中國人乃至當代不少中國人都確信，從十九世紀開始帝國主義入侵者帶來的屈辱使他們蒙羞。這是需要糾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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