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需要地理的歸屬，這是現代人普遍疏離的解藥。房地產商把家或塑造家的方式行銷給我們，政客與藝術家哀悼家的消失，又努力地創造新的地方。只有我們要直到失去，才會驚覺那曾經擁有的樂園，早已被都更之名所剷平，取而代之的是，垂直的貧民窟與同形的購物中心。現代世界如果叫作速度和方位，時空壓縮讓人從起點直接進入終點，讓人無所不在卻又不在，它讓地方膚淺，它讓空間擬真。全球化進一步催化了符號化，它讓人從任何地方出發，卻又不通往任何地方。我們的世界正被無地方化（placeless）和非地方化（nonplace），前者讓人對於自我的完整體認存疑，後者讓人扮演安適其位的外來者。兩者的驚悚提問經常是，我們迷路了嗎？資本家始終貼心的安撫，放心還有這裡！消費地景奇觀總是展示它那與生俱來的令人失憶，任何人只要經過那裡，都會遺忘自己的美好曾經！..more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副教授及系主任阮慶岳推薦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暨研究所游萬來教授導讀

設計的最終職責在於改造人類生存的環境和工具，並藉以改變人類本身。但由於科學、技術與量產等層面皆出現根本轉變，促使變化顯得更為迅速、徹底且難以預料。如果有人喜歡殺人，他必須設法成為一名將軍，買下一做煤礦坑，或是從事核子物理學的研究。但是今日的工業設計早已使殺人 成為一種大量生產的行為，藉由設計使全球每年將近百外人死亡或殘障，形同犯罪的危險車輛，選擇使用汙染人類呼吸的空氣的材質與生產流程等方式，設計師成為一種危險的生物。

在大量生產的時代中，一切必須經過規劃與設計，因此設計成為協助人類塑造工具及環境，並進一步延伸至社會與人類本身最具權威的工具。因此設計師必須具備高度的社會與道德責任，設計必須成為一種得以回應人類真正需求，創新、富創造性、跨學科的工具，且更偏重其研究導向。同時，必須停止設計不良的物品與人工結構，不准再褻瀆地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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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史詩浪漫多采，《神曲》的現實鮮明，兩者擁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對歐洲後世文學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在綿延的歷史長河中，兩部鉅作所傳流下來的語言藝術和經典，皆寬闊了讀者的文學視野。

荷馬史詩與但丁《神曲》，被視為歐洲史詩文學中的經典，其中豐富的故事情節以及鮮明的人物特性，更為許多後世作家提供了最佳的寫作素材。《伊里昂記》和《奧德修記》將古希臘口耳相傳的神化英雄故事結合，構成一部完整的史詩鉅作，柏拉圖說：「精通荷馬史詩就精通了一切。」《神曲》反應當時義大利在中世紀與文藝 復興交界時期的現實生活，全書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展現做了最完美的詮釋。

兩部文學史詩，不僅在歷史長河中產生深遠影響，其生動的故事情節和深遠的思想更為後世人們帶來無限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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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了全球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的浮現，如大倫敦、大巴黎、荷蘭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為主的環形城市、德國的多中心都會區域、北加州灣區、溫哥華西雅圖、新加坡柔佛、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從洛杉磯到墨西哥境內的所謂「南方」，關東地區東京、橫濱到大阪、神戶、名古屋、京都、關西地區……以至於在高鐵通車之後，新的臺灣西海岸都會區域的浮現。這時，城市做為節點，創新氛圍成為要件，以及，由於資本的國際化，在殘酷的全球經濟競爭中，同時伴隨著生態危機、區域差距、空間 隔離與社會的片斷化與碎片化。都會區域的浮現必須面對，因此，都會治理（metropolitan governance）成為共同的挑戰。奧運、世博、美術館，不只是運動會、展示會與文化園區而已，事實上是巨型計畫（mega-projects），一 再被當作帶動區域發展的跳板，加速了全球化下的都市轉化（urban transformation）。都市轉化的過程發生在都市化升級過程中，這種趨勢甚至被愛德華•蘇雅（Edward Soja）稱為是區域的都市化（regional urbanization）。

都市轉化過程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現象
畢爾包效應（Bilbao effect）：首開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之濫觴
西班牙的畢爾包（Bilbao），一九九七年用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設計的古根翰美術館做為支點，挑起畢爾包都市轉化的歷史策略。每年一百萬訪客，開幕甫三年即為巴斯克區域創收五億美元經濟活動，改變了一個三線工業城市，衰退的造船工業的製造業城市的命運，轉化為文化旅遊的城市，期望能更進一步成為創意產業的節點。

由於畢爾包對都市政策、規劃、以及都市設計的掌握，即使古根翰美術館本身造價一再追加，仍然成功造就了城市的第二春。畢爾包與古根翰美術館，首開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濫觴。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都市設計的建築傳統是「紀念碑的城市」與「城市美化運動」，專業者僅僅「以空間形式的品質追求生活的品質」，過去一百年的規劃史已說明了其徒然。這是規劃師最常犯的毛病，也難逃烏托邦宿命。到了一九六○年代，城市的意象是塑造城市特色時對主體的人文主義思考角度，城市的地標（landmarks）也是市民認同的都市造物（urban artifacts），成為一個夢想的符號（sign），譬如，巴黎的艾菲爾鐵塔與雪梨的歌劇院之所為。今天，首先，城市意象與形象（image）已經被視為商品，是城市競爭時市場行銷工具（city marketing），品牌化就成為地方政府關心的課題，也因此，都市形式的獨特性（uniqueness）成為都市企業主義 （entrepreneurialism）對壟斷地租（monopoly land rent）的追求。

畢爾包與古根翰美術館開啟了近十三年都市奇觀（urban spectacles）與象徵爭奪（contesting symbolic）的經驗複製，譬如說，
1.在法國東北的梅茨，龐畢度梅茨中心（Pompidou-Metz），由坂茂（Shigeru Ban）與尚•葛斯廷（Jean de Gastines）設計：二○一○年五月開幕時，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官方致詞中直截了當地說「期待龐畢度梅茲分館能成為法國洛林區域經濟復興的前鋒。」 （…expecting Pompidou-Metz to spearhead a financial revival across France’s strained Lorraine region…）   
2.在法國北部的羅浮宮朗斯分館（Louvre-Lens），SANAA（Kazuyo Sejima + Ryue Nishizawa，妹島與世+西澤立衛）設計。
3.以及二○○七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Abu Dhabi）旅遊發展暨投資公司宣布的快樂島（Saadiyat Island，Island of Happiness）文化園區複合體，全世界最大的規劃與設計的跨國公司，美國AECOM負責規劃，保育紅樹林與島嶼生態資源、建構低碳社區、全島三分之 一保持為開放空間，以及更一舉包括了被稱為吊掛四人組（H.A.N.G.）的四位明星建築師，札哈•哈蒂（Zaha Hadid）的表演藝術中心、安藤忠雄（Tadao Ando）的海事博物館，以及，尚•努維爾（Jean Nouvel）的羅浮宮阿布達比分館、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的古根翰美術館阿布達比分館。這真是巨型計畫，屬大，就能達到目標嗎？它的目標所展現的價值觀是什麼呢？
4.人口不到二十萬，小小的以色列特拉維夫霍隆（Holon，Tel Aviv），猶太裔的旅歐建築師，朗•阿倫德（Ron Arad）的設計博物館，把紅色鋼彩帶之下的真正企圖說明得更清楚，市長摩提•沙森（Motti Sasson）期待，「它能支撐城市轉化為以色列設計與文化的核心。」（…it will anchor the city transformation into a nexus for Israeli design and culture）這時就必須加上韓國首爾的最新消息。特拉維夫霍隆與首爾是最值得留心其成敗的兩個個案，值得做進一步的經驗研究。

營造亞洲的畢爾包的要害：二○一○年漢城/首爾（Seoul）獲選為World Design Capital（WDC，世界設計之都）首爾的吳世勛市長提出「漢江復興」、「南山復興」及「街道復興」三大目標。主要是為了漢江及其周圍街道的綠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他成立了副市長級 的「設計首爾總拓本部」，負責監督及執行各項工作。從私人企業到國家政策全力配合，南韓的設計產業蓬勃發展。韓國設計振興院的統計，吳世勛當市長時，南韓 設計的總產值七兆韓元，今已上升到十五兆韓元。首爾也經過兩任市長改選，徹底從一個工業城市蛻變為藝術之都。首爾有高度企圖將締造亞洲版的「畢爾包效應」。

札哈•哈蒂（Zaha Hadid）將東大門歷史與文化的地方空間，整合在流動空間之中，其中包括博物館、展覽室與常設服裝表演場、綠化巿區的公園等。副市長鄭慶源（Chung Kyung-won），也是韓國科技大學（KAIST）教授，說：「用設計的力量，在都市場合中，推動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發展」（to use design to foster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urban settings）。這是首爾推動都市轉型的經濟動力。

這時，我們值得看看長三角都會區域的最南緣，寧波地方，靠著自己的經濟力量，建成杭州灣跨 海大橋，直接縮短了與中心城市的全球節點──上海，之間的來往距離，在這種形勢之下，一個唐代建立的的小城鎮，正在推動的城鎮轉型經驗，新舊城相結合，以十二個民間手工藝博物館為基礎，吸引設計產業，做為周邊紡織業技術升級的創新節點，值得我們參考。這就是邀請黃永松演講「長三角城鎮轉型的個案——寧波慈 城與天工之城」的意義。

對照選舉政治下臺灣的都市轉化
與此相對照，臺北市一則將市中心可貴的大面積公有地透過BOT手段做商業開發，巨蛋、廣慈育幼院等都是案例，臺北市中心的密度只會再提高，而不見都市服務的積極改善，都市功能的有效轉化；二則在選舉的政治壓力下，推出都市 更新政策，藉助房地產資本的力量，摧動每一位房地產主人的貪婪之心，不但將強化晉紳化（gentrification），或者說空間蝕刻（space etching），而且很容易激化為階級侵入（class invasion），甚至簡直就是引爆空間的戰爭（space war）。這個政策將使臺北市的房地產高級化，加深社會隔離（social segregation）與空間片斷化（spatial fragmentation），以及最後徹底改變臺北市的都市形式與風貌。除了已經居住並擁有臺北市中心房產的人之外，臺北都會區中心城區將成為一般市民 難以入住居大不易的地方。當然，臺灣經驗中，還得包括在臺中失敗了的札哈•哈蒂的古根翰。為何失敗？又是惡質的地方政治作祟。以及，臺北故宮博物 院推出大故宮計畫，故宮前原衛勤學校校址的文創產業園區計畫。以故宮收藏品的舉世文化能量，這個計畫成功的機會很大，但是這一手好牌，要如何打才會達到目標呢？要害在何處呢？

前面所述，除了臺中的古根翰已經出局之外，其他所有城市，都還得必須通過會一再發生，而且頻率愈密的金融海嘯與全球經濟危機的挑戰，才能知其成敗！總之，這是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商品化與流動空間的表現，所共同編織的網絡社會中全球城市的都市奇觀（urban spectacles）。

對照於被網絡社會中流動空間所具備的數位、圖像與符號，對地方空間所形成的巨大象徵威力，以及，被目中無人的偶像建築師（icon architects）的威望，所完全鎮攝，評論家馬克•克里斯多（Marc Kristal）說：「好的都市設計與規劃，遠比一棟單棟的建築物重要。」（Urbanism, good city building single icon building）克里斯多比較傾心於法國波爾多，採用透過不那麼誇張引人注目的輕軌電車系統來連結起老城中心與城郊的作法。

楊子葆則進一步指出波耳多的經驗來自於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輕軌，這是社會黨市長候選人對於都市交通必須與都市生活結合的價值堅持。史特拉斯堡也曾 在二○○七年被莫諾克（Monocle）雜誌選為最宜居的城市。而更令人吃驚與尊敬的城市是荷蘭的無交通標誌城市瑪欽加（Makkinga，2006）， 在這個小型城市，三十公里速限之下，取消了一八六八年起做為都市創新而發明的交通號誌，汽車就能與市民的都市生活共生。私人小汽車與市民的都市生活共生， 這個理想狀態與社會關係，在某些義大利中世紀小城，如山默麗塔（Sermoneta），因為城中的居民兼駕駛者對小城與其步行居民的高度尊重，而得以實現。

以及，在一個大型城市，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Stockholm），二○○六年提出在城市中心建立擁擠稅十八個控制節點，二○○六年獲致的成果為百分之三十居民通勤或通學使用腳踏車或步行，百分之六十一居民在通過壅塞稅收取點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斯德哥爾摩人每人每年平均排放碳四公噸。而一般 瑞典人與芬蘭人六點五公噸，美國人則是二十二公噸。在二○一○年，斯德哥爾摩獲得歐洲的綠色首都表揚。斯德哥爾摩市民真是令人尊敬，壅塞稅收取計畫實施七 個月之後，二○○六年九月推動公投斯德哥爾摩市民投票：百分之五十三贊成，但是，永久嗎？百分之六十點八說不。對於國家的信任程度，市民顯示出來對己身權 利的認識與對其自主性的把握。交通運輸，可不只是工程建設的基本設施而已，它是城市的價值表現，是對未來展望的視野。這被法國人稱為「建築」 （Architecture）。這是西歐文化中的老爭論，在全球化下資產階級借屍還魂，甚至，借建築設計之手，帶著一絲歷史與文化的自傲，向急切求發展的世界輸出。

其實，建築僅是象徵表現，前述這些地方的期待是區域發展，這不是蓋一棟房子能解決的事。如何築巢引鳳？如何有助創新企業落地，鑲嵌在地方的苗床？或是，如何提升區域學習與創新的能力？這些才是關鍵。在全球媒體頻繁曝光之下，前面所引述的不同層級的政治人物如此關心的目的之後，都市轉化與城鎮轉型背後的社會經濟動力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

審視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資訊資本主義所引動的空間與社會的巨變，所誘發的區域發展深處，其實關係著一種新的資訊技術革命產生的地方特質，或者說，都會特質（metropolitan characters），它關係著以知識與資訊為基礎所發揮的合能效果，或者說，綜效（synergy）的能力，而且還直接關係著工商業與社會上的應用。既有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創新氛圍（milieux of innovation）的熔爐，需要國家在長期政策上的發動角色，創新的企業家，市場的驅動，以及社會的活力。國家與市場交互作用，技術創造的文化與個人快速成功的角色模型刺激的分散化創新，成就為一種區域創新（regional innovations），再加上社會動力的創新（social innovations）所支持的一些有想像力的計畫，它們彼此之間的介面，或者說，網絡擴散，造成了新資訊技術的開花結果。這才是網絡社會都市轉化的要害所繫。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文建會所支持的宜蘭的傳統藝術中心，當年十分可惜地，在選址時未能接受專業上的建議：讓傳藝中心的基地進入宜蘭市，補充宜蘭縣政府與宜蘭監獄外移之後城市空間空洞化的危機，而不只是因為財務考量而全然成為商業空間。這樣，歌仔戲等傳統曲藝與民俗技藝，就能與宜蘭城市的 真實市民生活相結合，傳統藝術中心就有機會成就為一種活的都市公共空間，而不會像現在這樣，即使規劃師與建築師的專業表現都算稱職，也還是一個假裝的街道布景。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土地，原來是低窪的養蝦池，將其改造為一個平時宜蘭地方人不會去，也去不了，只有外來觀光客在假日才會去的文化旅遊園區。也更不必說，日後營運管理上委託商業資本操作，使得傳統曲藝演出與民間手藝人的技藝展現，就像失去了靈魂的空殼，空間不容易獲得地方社會的生命，不能營造為地方，技藝文化也就難以為繼。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地方社區在都市轉化與城鎮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與艱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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