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藝術與文化藝術獎助(節錄)
第一節 文化藝術獎助的理論基礎
社會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前進過程，不同的時代裡，文化藝術隨著與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等發展因素的互動影響，而有不同的樣貌。文化藝術在國力強盛的年代裡，有著蓬勃發展，在政治紛亂的年代裡，也留下文化藝術的印記。
文化藝術活動，是人民心靈管理的一環，國家在今天給付行政的時代裡，是否應該有文化藝術的補助行為？在理論上是個肯定與否定的爭議；但在實務上，各國直接間接的行政行為以支持文化藝術，也是既有的事實。本文從理論基礎、法制架構、審查機制，說明文化藝術獎助的現狀。
一、反對說
反對政府補助藝術的論者認為，何種類型的藝術可受到補助？以及藝術補助的對象？均是由政府所選擇決定，但是政府卻難以說服並要求納稅人同意以公共財補助藝術。例如，有人將歌劇視為外來藝術，因而懷疑補助歌劇的意義；有人質疑公共電視的補助，只是滿足中上階層而非普羅大眾；也有人認為，「如果一個社會不贊成國家進行藝術檢查，那麼也不應該贊同藝術補助，因為政府的藝術判斷並不可靠。」（劉新圓，2006）。
Ernest Van Den Hagg反對針對藝術進行補助：認為藝術促進社會和諧之功能，對美國不適用，他以歐洲歌劇在美國的演出為例，認為根本無助於美國國家認同的建立或維繫。認為全民納稅不應只補助上流社會與中產階級所偏好的藝術，高級藝術是上流社會及中產階級所偏好且願意為其付出，然而卻不能強迫以全民的納稅去補助，這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負擔。認為補助對藝術反而有害，任何政府所做的藝術審查制度均難以使人信服，事實上政府官僚根本無法分辨藝術品質之優劣良窳，而為避免爭議，政府將只會齊頭式地，對所有藝術團隊或藝術家進行補助。而在這種一視同仁的情形下，必定會招來所謂之「假藝術家」來分食補助大餅，而排擠到對真正藝術家之補助資源，如此，公共預算會被浪費在毫無價值的作品之上。除此之外，亦擔心政府提供的財政補助、相關法令與官僚程序的運作，可能會引入過當的管制及監督效果，甚至會扭曲了藝術市場的自然運行」。同時，由於藝術工作者為獲得資助或補助，其藝術表現方面，可能會迎合資助人或補助者之需求或價值偏好，因而，財政補助本身亦不免對藝術工作者之創作自由度形成干擾。（Ernest Van Den Hagg,1979:63）
二、肯定說
(一) 經濟觀點
如果將文化藝術活動視為一個自由市場，許多經濟學家都主張文化藝術產品中關於公共財的性質，以免完全由市場機能決定，造成文化藝術活動供給不足而影響社會進步。市場失靈時、政府部門有理由直接或間接干預經濟活動，以維持人民的享用文化藝術的公平權利。
Alan Peacock認為，環境品質的提升要靠各種文化財的投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假設是，環境品質之水準，有賴文化財的投入，但其本身之生產卻不足以達到社會之需求量，除非有某些政府基金資助之。一國的文化產業可吸引觀光客，可視為國家無形的出口。（Alan Peacock, 1994:167）
主張政府應強力介入，以導正自由市場機制的福利經濟學，對自由市場的諸多缺點提出批評，認為市場無法充分發揮以確保以確保國民獲得最大福利，政府因具有廉潔、能力、公正等特性，是於在自由市場並不理想的狀況下，對產業作有利的干預。福利經濟學者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之下，原本就不可能存在能讓所有利用人，得以聯合分擔製造費用的有效機制。很多時候，在知識或者文學藝術的領域裡，創作的成本極為昂貴，但散布的成本卻很低廉。因此認為比較可行的理想解決方法，是由政府補助創作者，而在創作出大眾社會所需要的作品後，再由政府免費提供拷貝給需要的人。（陸民仁，1971：281）
本文認為，文化藝術商品有其經濟及心靈效益。例如保護文化資產、提升人民美學素質、保存文化和價值觀、教育慎終追遠的品德功能等。文化藝術產品的創作，創作人在文化產業的投資通常不易獲得直接、或者相當的回報，故政府會了整體人民生活的素質提升，也就該扮演支援獎助的角色。
(二) 社會觀點
社會學者Hye kyung Lee認為，在分配社會資源上，市場機制、自由競爭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但在1997年工黨上臺後，「社會影響力」成為文化政策的重心。政府當局認為市場機制不但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可能會產生更多社會的裂痕，造成「社會隔離」。造成一個人的全部或部分被隔離於社會、經濟、政治或文化之外的動態過程。文化既然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包括知識、態度、信仰、價值觀等。則文化成為政策的中心，在國家掌控失業及貧窮的能力逐漸式微之假設下，文化因素被視為經濟融合的關鍵元素。政府當局認為藝術可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更可培育出自信、有創造力的人民。
提倡者認為，藝術是一種有效且省錢的影響社會之方法，藝術的「社會影響力」成為官方論述文化政策的重心，很明確的表示藝術不僅能帶來降低長期失業率、減少犯罪、更好的健康等重要成果，更可幫助實現個人自我尊嚴、社區精神及社區自我重生的能力。在這樣的論點下，學者認為「藝術有促進社會融合之功用，故支持政府提供文化藝術補助，藝術活動被期許不僅只是創作或成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更被定位為一個可以促進社會融合的行為。「政府及社會賦予了藝術活動更多的責任，藝術團體或組織必須創作出對社會有正向意義的節目。」（Hye kyung Lee, 2005）
(三) 哲學觀點
從至善論出發，根植於哲學基礎。至善論觀點認為人類的幸福來自於潛能的具體發揮，政府應藉著教育來鼓勵人類發展潛能，政府應該鼓勵人民選擇較優良的生活。至於「較良善的生活」的評斷，至善論者認為是「客觀的」標準，而非是主觀的偏好，國家應該用行政權力來提倡並鼓勵良善生活方式的實踐。（David T.Schwartz, 2000:13）
在文化藝術補助的論點上，至善論者認為政府應該保障藝術工作者，因為藝術活動在「客觀」的標準評價中是富有價值的，認為一個良好的生活必須有美學欣賞的能量。認為藝術可以讓市民得到其他方法所無法得到的最好的生活的境界，而提升人類的心靈生活是國家的目標，國家政策上自應補助文藝活動。
(四) 法律觀點
憲法學者Owen M. Fiss主張國家負有積極義務來保障表現自由權，而藝術表現自由在言論自由的範疇內，也因此對文化藝術應與補助。他認為「市場」本身，就有著先天結構上的限制，市場本身著重的是你是個消費者，而非你是個「市民」；市場可提供最經濟最多樣化的消費性財貨，卻無法產生出辯論的能量。但這樣的能量卻是身為一個自主自決的市民所必須的能量。國家的出現，就是應該與市場進行互動，來保存民主真正的核心價值，所以國家應該不是「加入」市場，來使市場更完美，而是用來「矯正」市場。（洪淳琦，2005：23）
Fiss教授認為，文化藝術補助絕非只是「恩惠」，或者只是多餘不必要的裝飾。它代表的是極富生命力生產力的價值，它使得許多可能無法出現的表演藝術、繪畫、或者展覽，因為國家的補助而出現。藝術所能達到的教育功能是多面向的，讓一個本早已被大家熟悉的觀點，帶向新的領域局面，或者將一個根本還不為人熟知的觀點，成為大家的焦點。所以，最好的藝術是讓我們去懷疑、重新思考、或挑戰已經熟習的觀點，拒絕一切未經反思的假設或者推測；最好的藝術是豐富公眾討論的藝術，開展我們的眼界，也改變我們對世界的觀點。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是具有積極保護的意義，而促進公眾討論是憲法設定的國家目標，因為從言論自由的積極思考面向，豐富民主討論是國家不得拒卻的責任與目標，國家不應拒絕文藝補助，立法者若任意刪除預算來消除補助，恐怕也非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真意所許。認為藝術價值也包括促進公眾討論的價值於其中。政府在文化藝術的補助，為的就是「增進公眾討論」，來維持人民真正的主體性。（洪淳琦，2005：23）
我國政府對於文化藝術補助或者其他文藝政策領域的介入時，也採取這種權利保障的觀點。文建會發起的「文化公民權」運動宣言中，認為臺灣今日已經達到政治公民權與經濟公民權的社會建構，接著就是文化公民權的伸張，是一種以文化藝術欣賞能力為基礎的公民資格認定。
文化公民權的意義，不只是在訴求政府應提供充足之文化藝術資源，保障公民充分享有的權利，更進一步訴求公民在參與、支持和維護文化藝術發展活動的責任，改變過去主要基於血緣、族群、歷史、地域等的身分認同，並開始從文化藝術和審美的角度切入，重建一個屬於文化和審美的公民共同體社會。今天的臺灣人民，應將政治參與權和經濟平等權的訴求，進一步提升為對文化公民權的新主張。（文建會，文化公民權宣言，2008）
每一個公民在文化藝術與審美資質的提升，乃是建立文化公民權的基本條件。故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責任提供足夠的文化藝術資源，滿足各地公民共享文化的權利。全體公民對於文化藝術活動、資源、資產與發展，應共同承擔起參與支持、維護與推動的責任。
針對文化公民權的新訴求，文建會全面展開「文化公民權」運動。包含召開涵蓋原住民族十二族群、在臺外籍配偶、青少年、後現代族群與身分認同、消費社會的文化意識、文化多元主義論述等當代重要文化現象議題之會議，並舉辦以文化公民權為主要訴求的活動，例如族群大閱兵、文化大踩街、音樂會、影像展、美食展、地方戲曲、生活劇場、裝置藝術、聯歡晚會等多元族群嘉年華會，全面喚起國人「文化公民」的責任與意識，建立臺灣新的公民社會，再造國家共同體意識。
(五) 多元文化觀點
Dworkin認為，政府執行文藝補助，應起源於「我們應該將我們普遍的文化，放在值得關注的地位」。我們應該試圖定義一個「豐富的文化結構」。充滿多元的可能以及不同的價值觀的文化結構，我們應該付出努力來保護我們文化的豐富性，使我們及我們的後代都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活在這樣的豐富文化生活中。
Dworkin認為藝術生成的可能性，是依賴著長久下來我們共享的語彙及豐富的文化資源，若文化資源的豐富性消失了，人難道能憑著天啟，憑空造出藝術？若我們的文化社群是一個整體，並從歷史文化的持續性以及共享的文化資源中獲得力量，則或許我們可以使這些政府的文藝補助疑慮得到解除，並重新恢復補助的真正意義。當文化結構可以提供豐富的資源給人民時，是一種對人民比較好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們應該盡其努力來豐富文化未來的多元性，這樣的觀點經濟途徑與民主理論應該都不會有任何異議。他認為藝術的確是值得政府補助的，而且政府補助的目標是文化的多樣性、及文化的創新價值，而不是去注意一種文化是否卓越。（轉引自洪淳琦，2005：30）
論者認為，國家的義務在這裡已經出現，國家用稅收挹注文化藝術的動機，不應是提倡文藝可能達成的某種生活型態，而是應該用文化藝術的蓬勃發展，提供人民多樣化的選擇機會；而且，更應保障每一種文化成員，尤其是本來屈於弱勢或受壓制的文化團體，有發聲的機會。而要提供人民多樣化的選擇機會，就是要把那些被忽略的聲音解放出來，使這些被忽略的聲音都同樣的可以進入對話平臺中，以「多元」的態樣，豐富國家的文化資源及人民選擇生活的能力。唯有對於每個個體平等的文化上的尊重，積極使被忽視的、被歧視的、或者不被認同的文化表現與文化特徵，在政府補助的平臺中彰顯出來，真正的自由平等才有落實的可能。這是自由主義國家應該追求的目標，也是政府從事文化藝術補助可以賴以成立、並說服大家的理由。（洪淳琦，2005：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