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你的歷史觀:連歷史老師也不知道的史實
作  者╱
謝宏仁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
2021/05/01   (2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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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986-522-513-1
書  號╱
RH43
頁  數╱
416
開  數╱
25K
定  價╱
480 (特價 379)


謝宏仁(Vincent H. Shie)
學術界裡認識的不多。大學時選讀企業管理,不學無術,遇到當年的恩師,頗難為情。後來攻讀社會學,原來只想讀個碩士,到第十年快讀完,才知道紐約州(賓漢頓)大學的世界經濟體系學派可以直攻博士。再後來,有幸到輔大社會系教書,一轉眼已過十多個寒暑。這些年,感覺自己學術血統並不純正,在社會學界不怎麼討喜,可能因為寫了一本《社會學冏很大:看大師韋伯如何誤導人類思維》(台北:五南,2015),挖苦幾位有名的前輩,而自食惡果。可以這麼說,彷彿自己被困在一個極小的人際網絡裡,與兩個學術領域的交界處,尷尬地活著。
沒事寫點東西,沒事就變有事,但不是為SSCI或TSSCI而寫。聽說,只有這樣的文章才可以換成點數,累積足夠的點數之後,就可以升等,薪水也會多一點,當然,學術界是重義輕利,通常不太談錢的事,只專注在撰寫那些可以換點數(與名利)的論文。可惜,筆者對賺取點數並不在行,只想寫些能讓自己快樂的東西,也包括這本書吧!
說到專長,就讀小五的兒子問我:「拔比,難道你的專長就只有批評別人嗎?」從他的口氣來判斷,他肯定我這份工作不會受到太多人的尊重。因此,看來筆者還是會繼續得罪學術大老,成為不討人喜歡的「學究」吧!

推薦序 啟發質疑與批判的精神
序言
楔子

導論 西方人打造的世界觀
1 哥倫布是個騙子:帶著前人的地圖去「探險」
2 美洲白銀的奇幻漂流
3 消失的印度洋海上霸權
4 引領時尚的明清江南
5 鴉片的政治經濟學
6 真相大白:西方知識體系建構下曲解的中國傳統法律
7 東方的理性化過程
8 歷史視野中的世界都市:長安、泉州與蘇州
結論 那些年,我們憶起讀過的高中歷史
附錄一 中國的歷代王朝年表
附錄二 中國的度量衡

跨域閱讀大補帖
─從歷史、文明
最初開始(全套
2冊)
跨領域人文素養
閱讀,讀這本就
對了!(套書)
(全套2冊)
何謂歷史?
反璞歸真─純粹
的基督教
認識基督教,讀
這本就對了(套
書)(全套2冊

中國傳統生命禮





第五章 鴉片的政治經濟學

  當年乾隆朝限制傳教士自由活動,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相對較早的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保護觀念,景德鎮瓷器製造技術領先全球,然而,在耶穌會會士竊取了製造技術之後,歐洲各國開始得以與中國競爭,不再倚賴中國。一直以來,限制教士之政策與行動被視為中國是孤立的、故步自封的、對外國人不友善之證據,然而,若從產業競爭、智慧財產保護的角度來觀察的話,乾隆皇帝或許是世界的先驅,即使在清朝末年以前,上自皇帝,下自升斗小民,尚無「權利」之概念。

  頤和園的興建,說是挪用了北洋水師的軍費,讓清朝的海軍無法「現代化」,以致於在戰爭中大敗。整件事,慈禧似乎應該為晚清失敗負起全責,如果當時的年度預算依法不得任意變更,必須按計畫執行的話。可是,換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慈禧太后也許和乾隆皇帝一樣,在某方面是走在時代的前沿?有沒有可能,她提早看到了日後北京觀光產業還得吸引外籍遊客,而執意修建頤和園呢?還是她已經知道了西方列強的軍火工業是維持其優勢的重要關鍵,無論清廷花再多的錢也不可能買到可以與西方匹敵的船艦呢?錢若是花了,船上的大砲射程卻不夠,準確度也讓人不敢領教,那麼,花大把銀子去買西方列強淘汱的軍艦,軍火真能升級?還不如為後人留下座美麗的花園,大賺觀光財。吾人提出這個可能性,慈禧太后或許早已知道產業競爭的邏輯,不如將錢用在更適合的地方。

鴉片煙與世界觀的形成
  本文目的在於討論趙穗生教授在二○一五年在當代中國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裡所寫的〈重思中國的世界秩序:朝代更迭與中國的崛起〉一文當中的些許問題,並且提出不同的觀點。經由證明誠如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認為,中國向來採取敦親睦鄰的外交政策。趙穗生一開頭便提出個問題: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否是因為愛好和平的傳統使然?無論中國歷來的皇帝是否採取敦親睦鄰的和平政策,可從知識分子,或稍微延伸到平民老百姓的實際行動中看出。因此,趙穗生調查中國的世界秩序,以瞭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他研究的第一部分。

  〈重思中國的世界秩序〉的第二部分主要由圍繞鴉片戰爭的相關議題組成。副標題「朝代更迭與中國的崛起」顯示在中國推動經改(一九七九)年之後,相較於之前的沉淪,或說,是清朝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沉痾,而顯出的進步。對中國而言,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這個巨大的恥辱帶給知識分子難以承受的衝擊。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甲子(六十年中),清朝與西方(和東方的日本)強權訂立一連串不平等條約。趙穗生的敘述中可看為弦外之音,清朝政府應當受責備。他認為中國以主權國的身分與國外簽這些不平等條約,然而這就說明了外國與清朝擁有對等的外交地位,但在大清帝國文化優越性的遺風之下,這被當作不是真實的。換句話說,清朝被認為應該要更為強大,也應該比想像的更凶猛的想法,瀰漫於普勞大眾和知識分子心中。

  然而,筆者以為,執著於所謂的「平等(之外交關係)」阻礙我們明窺直視真實的情況,因為實際上這點更像表淺的說法,而難以看到英國對清朝發動戰爭的真正理由。此外,將重點置於清朝這個「傳統的」帝國與英國「先進的」工業都心的文化衝突,難以解釋政治—經濟的條件,最終導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清朝乾隆皇帝(一七一一∼一七九九)。在位一七三六∼一七九五,之後當了四年的太上皇)與英國大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對於晉見皇帝禮節的「誤解」,似乎無法告訴我們英國政府真正所關心的。

  就當前的研究,我們改變先前所提的兩個主要部分的順序,當然,鴉片戰爭顯然改變中國(華人)的世界秩序。因此,我們首先來看鴉片戰爭,與檢視之後的世界秩序。首先,部分學者相信,鴉片戰爭之所以爆發,乃是因為清朝閉關自守,完全無視自由貿易。所以,我們來看看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實際上是怎麼回事。本文認為,自由貿易不過是那些先進國家的「綱領」而已,實際上,英美與其他先進國家採取保護主義,來極大化自身的利益。其次,趙穗生的部分論點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主要是關於鴉片戰爭。其中一個理由是,戰爭帶來對世界觀不可逆轉的影響。第三,本文認為有必要重新勾勒鴉片戰爭的圖像。我們運用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補充趙穗生的敘述。第四,在他的文章裡,中國的世界秩序是裡頭兩個重點中的一個。我們提供例證,來說明一個非左即右、非一即二的問題:中國過去到底採取懷柔或強勢的外交政策,看來是過分簡化了。吾人認為,實際情況應該更為錯綜複雜。

包著自由貿易外衣的保護主義
  在這裡,我們首先指出富有的國家並非真正信持自由貿易,而是自由貿易「信仰」之異教徒。其次,本文指出先進國家並非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的先驅,而是保護主義。第三,開放市場能當作一國是否秉持自由貿易意識形態的判定標準嗎?我們用非法的商品鴉片來討論之。

自由貿易的異教徒:富有國家
  就直覺,自由貿易政策意謂市場會進行自我規範。對國家來說,由於市場交易雙方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而完成交易,因此國家無須參與或干涉。過去幾十年來,富有國家(先進國家)常常呼喊「自由貿易」的口號,但實際上才不是那麼一回事。實際上,這些先進國家才是扭曲所謂能自我調控之市場的始作俑者。在二十一世紀初,實際情況沒有太多變動,美國與歐盟持續補貼農業,另一面卻要求開發中國家開放市場,進行自由貿易。例如,在二○○二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簽署支出高達二千四百九十億美元的農場法案,之後,每年以總支出的百分之十遞增。歐洲的情形也差不多,由於歐盟實施農業共同政策,給予農業相當優渥的補貼,這使得歐盟能將生產過剩的農產品傾銷到新開發的市場。這點,對於國外市場產生致命的影響。

  歐盟的農業共同政策可說是過度保護。例如,歐洲最大的乳酪供應商Arla食品公司,便出口四百三十萬磅的乳酪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其中,歐盟補貼一百一十萬磅,使他們能用比當地便宜百分之二五的價格外銷。在過去二十年歐盟的高度補貼,超過一萬名多明尼加的酪農失業。更早以前的例證也說明相同的事,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強迫海地共和國開放稻米市場。這樣一來,美國所生產的廉價稻米便大量出口到海地。這使海地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稻米能自足,後來卻得花一半的盈餘去購買進口的稻米。當時,英國糧食與農業部大臣Larry Whitty說道:「促銷〔此開放〕政策並非達到自給自足,而是競爭、競爭、再競爭。」因此。能夠這麼說,對於富有國家來說,這些開發中國家應該毫不猶豫的全盤接受「自由貿易」這口號。但這些已開發國家並不是真心地信奉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特別在他們開始工業化的時期。

  從上面我們看出這些富有國家,一方面持續運用某些手段干預(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卻要這些窮國擁抱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這兩手策略並非要到一九八○年代以後才出現,而是早在二百年以前就已存在。

保護主義的先驅
  當我們談論國際關係時,洪鎌德教授說道:「後來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一七五七∼一八○四)可以視為接近重商主義者,儘管他不以國家聚集金銀財寶作為國力之象徵,卻主張保護本國手工業,俾為新興的合眾國能夠與歐陸強權爭霸的工具,至少要使北美合眾國的貿易趨向平衡。」

  與漢彌爾頓相似,德國「國家經濟學」學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一七八九∼一八四六)可說是個國家主義者,他信持應當採取保護政策,特別當國家處於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產業仍無法營利的狀態之時。

  本文認為漢彌爾頓與李斯特的部分觀點有其價值,特別用以理解鴉片戰爭對清朝與整個中國的意義。首先,對國家經濟,和部分地方產業而言,競爭是在市場上生存的不二法門。在這情形下,分食市場可說是你贏我輸、你輸我贏的零和賽局(zero-sum game);其次,保護主義讓幼稚產業(infant sectors)爭取足夠時間茁壯,能獲得競爭力。第三,支持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的人,也會鼓吹只有在本國產業已能與外國競爭,才能開放市場。要人先學跑,而不是先學走,這顯然不是個好點子。

  或許,沒人能比英國人更知道「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並熟稔它的操作方式。當代的例子,也就是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與英國前首相鐵娘子之稱的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在一九八○年代所鼓吹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我們心中所呈現的映像。他們嘗試鼓勵所有開發中的經濟體鬆綁政府管制(控制),特別在金融上頭,並開放市場,將國有企業民營化,諸如此類。自由貿易的屬性基本上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紀時,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所提出的絕對利益法則,根據他的說法,只要該國生產的特定商品比其他國家更適合貿易(有價格優勢),那麼,進行貿易對雙方都是有益的。在市場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導引交易雙方,並且有條不紊的運作。建構在亞當•斯密可謂傑作的理論上,保護主義對於經濟發展毫無助益。但很奇怪的是,美國與英國這兩個徹底實行保護主義的國家,卻有著最令人無法置信的成功發展。

  針對這個矛盾,張夏凖(Ha-Joon Chang)提出一些想法。在這裡,我們首先檢視美國,其次是英國。他認為:「在林肯(Abraham Lincoln)競選總統寶座時,他在關稅這件事情上保持沉默。……然而當他勝選,不旋踵便將關稅提高到美國歷來的最高水準。林肯所提供的理由和美國為何要首次制訂高關稅率是一模一樣:例如籌措戰費(一八一二∼一八一六與英國的戰役)。然而戰爭結束後,關稅依然維持不變,甚至提得更高。所製造的商品居然要課徵百分之四十∼五十的關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並且這關稅可說是全世界最高的。……雖然,美國是全世界最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但整個十九世紀,乃至一九二○年代末,它也是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因此,能幫助經濟成長的並非自由貿易,剛好相反,是保護主義。

  美國如此,那麼英國又如何呢?張夏凖指出:「在當今被視為貿易保護主義發源地的法國、德國與日本,並未像英國或美國如此徹底地保護貿易,從中取得貿易優勢,然後搖身一變成為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實行保護主義的法國常被拿來與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作比較。但在一八二一∼一八七五年,特別在一八六○年代早期,法國的關稅總是比英國來得低。即使法國在一九二○∼一九五○年間變成保護主義國家,平均的產業關稅率也總是低於百分之三十,但同時期的美國與英國的最高點則到達百分之五十∼五五。在德國,關稅相當的低,製造業為百分之五∼十五,遠低於在一八六○年以前美國和英國百分之三五∼五五的稅率。在對日本來說,在工業化的初期實行自由貿易,但不是出於自願。這乃是由於西方列強在一八五三年後強迫日本締定不平等條約,迫使日本開市通商的緣故。直到一九一一年,這些條約要求日本的關稅保持在百分之五以下。即使後來日本重新取得關稅自主權,並提高稅率,製造業的稅率也才百分之三十上下而已。因此,假如歷史告訴我們些什麼,那麼可以說,保護主義才能累積國家財富,自由貿易並不能。

開放進口市場,也包含毒品?
  從以上分析,不難發現並非信持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而是保護主義,才使富有國家達到現今的地位。一般來說,自由貿易政策只有在兩個條件下才有功效:其一,商品具有競爭性;其二,編列預算高度補貼,並給予優惠融資以扶持商品生產。另外,「自由貿易」之所以能夠遂行,乃是十九世紀用洋槍大砲抵著腦袋,鴉片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通常支持自由貿易的方式就是開放本國市場,免稅、或者採取低關稅,並且開放市場意謂著政府應該儘少的介入、干預市場的運作,這也是個國際趨勢。夠滑稽的是,許多人相信所謂的「國際趨勢」,特別是這些低度開發國家的人民。雖然我們無法斷言為何會這樣,但根據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說詞,關於「南京條約」之後,說明一件重要的事情:「現代」的中國從「傳統」的房間抽離而出。當中國打開門戶,原來應該能夠撥雲見日,但當中國擁抱自由貿易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此簡短解釋。

  有種說法是,自一八二○年代開始,英國從保護主義開始轉向自由貿易。例如和外國人貿易,那時擔任英國貿易局總裁的William Huskisson(一七七○∼一八三○)就任之後,便開始修改增加國庫收入的租稅法案與保護貿易的政策。這乃是由於Huskisson(與先前所提的Hamilton和List)相信,在工業化剛起步的階段,保護政策是有必要的。因為在那時,幼稚產業仍無法與其他國家競爭。換言之,早在一八二○年,英國的企業家因「他們找不到需要國家保護的競爭對手,因此,他們只消壓低成本大量生產,廣銷產品即可」。

  不僅如此,英國企業家對於他們最新的工廠生產系統過於自信。所言「他們打遍天下無敵手」,或許是指歐洲鄰近國家。但當他們想把貨物拿來長江三角洲賣的時候,這個區域繁榮的景象不下當時十九世紀的歐洲,英國的企業家,或者該說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n Company, EIC)卻發現想賺錢不是那麼簡單。如果我們瞭解重商主義是怎麼回事,那麼我們就不意外支持自由貿易的人他們所假定的一切,包含動用槍砲、累積財富、自由貿易(甚或「被迫」貿易)。在一八四○年代初,清廷被迫增設更多通商口岸,來與外國商賈無限制地貿易。在一八二○年代,英國政府開始擁抱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那時英國商人能在廣州自由買賣。二十年後,他們能在更多地方進行買賣、賺取利潤,如福州、廈門、上海、寧波等地。這些沿海城市擁有較高的購買力,也就是相對富有。為何他們不買英國其他的商品,而唯獨去買鴉片煙(福壽膏)呢?答案很簡單,假使重商主義教我們什麼,那就是鴉片買賣可說是一筆橫財。

  關於自由貿易的概念,許介鱗的觀點應該能為大家所接受,也就是:英國全心全意的鼓吹這個信念。他認為,從十八世紀以後,歐洲人對中國茶葉的需求日益殷切,使英國陷於貿易赤字的局面。由於英國進口茶葉,導致白銀外流到中國,進而推升英國本土的物價。根據許介鱗的說法,廣州「公行」,也就是官方指定的貿易機關,是英國想從中國賺錢最大的絆腳石。英國為要去除這個障礙,馬戛爾尼與其他使節團在一七九三和一八一六年兩次派遣到中國。馬戛爾尼請求乾隆皇帝擴大貿易,但沒有成功。

  我們可以發現許介鱗似乎弄錯了什麼。他所錯認的,正好是一般為大家所接受的論述。事實上,中國對英國生產的商品並無太多需求,恰好相反的是,英國大量需求中國所生產的茶葉。對英國來說,貿易赤字必須解決,而解法就是鴉片。因此無須擴展什麼市場。簡單地說,許介麟所言,馬戛爾尼請求乾隆皇帝開放中國市場似乎無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