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幸福學•幸福學快樂
作  者╱
黃有光著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
2015/02/01   (1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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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957-11-7983-4
書  號╱
RM32
頁  數╱
272
開  數╱
25K
定  價╱
320 (特價 253)


●這是一本科普書,也是勵志書。
●快樂可以衡量嗎?什麼是短期快樂、長期快樂、淨快樂量?
●雙胞胎的基因相同,淨快樂量是否一樣?
●何謂幸福指數?快樂指數?如何計算?
●男人與女人對快樂感受有何差異?
●何謂幸福的四個維度?什麼是影響快樂的四要素?
●從A到L,12個快樂要點分別是甚麼?
●從快樂的觀點,如何看待「一女不事二夫」及「生命是絕對神聖的」。
作者以淺白的用語,與讀者分享如何增加快樂。除了從各角度探討個人如何增加快樂,也討論有關於與快樂有關的公共政策,以及學術上的分析。從一般人到研究快樂的諾貝爾獎得主,都能夠從中獲益。

Attitude人生態度
Balance平衡/中庸
Confidence信心
Dignity尊嚴
Engage參與•投入
Family/Friends家庭•朋友
Gratitude感恩
Health健康
Ideal 理想
Joyful 開朗
Kindness 仁慈
Love 愛

黃有光 (Yew-Kwang Ng)
現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Winsemius講座教授
Monash大學終生榮譽教授
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
澳大利亞經濟學會2007年傑出學者

學歷
新加坡南洋大學(1966)
雪梨大學(經濟學博士,1971)

經歷
曾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教授(1974-2012)與終生榮譽教授 (2013開始)。
1980年獲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 ──傑出學者。在經濟學、哲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數學及宇宙學等學術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發表兩百餘篇審稿論文。

興趣與貢獻
中國經濟問題,福祉經濟學與公共政策,提創福祉生物學與綜合微觀、宏觀與全局均衡的綜觀分析,與楊小凱合作發展以現代數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的新興古典經濟學。

著作
《宇宙是怎樣來的?》,2011;《從諾貝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2011,復旦大學出版社。

快樂、臺灣與筆者:代序1
莫言莫言可憐:代序2
第1章 快樂是什麼?關於快樂的謬誤
第2章 快樂應是個人與公共政策的終極目的
第3章 快樂、偏好與生活滿意度
第4章 快樂的衡量與比較
第5章 金錢能買快樂嗎?
第6章 娥妮:國家成功指標
第7章 影響快樂的要素
第8章 如何更快樂?
第9章 刺激大腦享樂中心
第10章 東亞的快樂鴻溝
第11章 快樂研究的一些政策涵義
第12章 快樂與道德

東大教授十小時
教會你大學四年
的行銷學
區塊鏈的衝擊:
從比特幣、金融
科技到物聯網顛
覆社會結構的破
壞性創新技術
資本論簡說
非洲鈔票故事館
Google
Analyti
cs 疑難雜症
大解惑:讓你恍
然大悟的37個
必備祕訣
34個讓你豁然
開朗的統計學小
故事




第八章 如何更快樂?
快樂研究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結論是,在小康水準之後,經濟水準的繼續提高並不能顯著增加快樂, 還存在許多比金錢更重要的因素,包括性格、信仰、婚姻、就業、健康、人際關係等。我們應該更重視這些因素,減少過度物質主義的影響;尤其不要為了多賺錢而犧牲對快樂更加重要的健康、友情與家庭,更不必說用非法與不道德的手段賺錢了。
瞭解影響快樂的因素(見上一章)或許有助於提高平均快樂,但有些快樂學者 (如Lykken & Tellegen 1996;Stones 等1995) 認為,每個人的正常快樂水準是由遺傳基因決定的。雖然這一水準受環境與個體活動影響,有高峰也有低谷,但由於生理的侷限,很難大幅提高(關於遺傳基因與快樂的關係,參見Tellegen 1988, Franz 2012, De Neve等 2012。 雖然說來讓人沮喪,基因對人們各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影響,甚至連政治思想也受影響,生理與心理的基本層次上的性質影響人們的政治傾向,在這些基本層面對負面因素的刺激反應比較強的人比較保守。詳見Hibbing 等,2013)。筆者認為,也存在著能幾倍甚至百倍地提高快樂水準的方法。在談這方法之前,先說環境與生活方式的重要。
筆者最瞭解的人是自己。筆者對從大約5歲到現在的快樂水準,有很好的記憶。5歲到十多歲的記憶可能比較模糊,但從十多歲到現在的記憶是很清楚的。筆者認為,現在這幾年以及十多年來的平均(淨)快樂量,肯定超過二十多歲和三十多歲時期的至少三倍以上。因此,筆者相信,即使還不能夠改變基因,人們還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快樂的。

8.1 避免超時工作
找不到工作的失業人士很不快樂,但工作時間過長的人的快樂水準也比較低。因此,對於有工作的人,一個能夠增加快樂的方法是避免工作時間太長。筆者在2013年初到南洋理工大學經濟學系工作前,也曾經多次到新加坡訪問,最使我震驚的是從老同學及他們的孩子得知,許多新加坡人的工作時間長得離譜。一位老同學說,在工忙時期,他孩子一兩個月每天都是從早上八九點做到半夜兩三點,一回到家,倒在床上就睡。他們甚至擔心孩子是否是到夜總會玩女人,半夜打電話到公司,發現孩子確實還在工作。非工忙時期,也是到晚上八九點左右。平均是晚上十點。週末也帶文件回家做。而且聽孩子的同事說,大家都是這樣。這家會計公司及其他幾家新加坡最大的會計公司都是這樣。雇員多數工作不到五年就吃不消,都換工作。聽另一位說,他有一位親戚,長期每天工作到晚上十點,很希望公司把他裁掉。人家對他說,「你每天這樣勤奮工作,公司那媟|裁你?」再聽其他幾位親戚朋友,情形也是大同小異。
勤奮是一種美德,筆者絕對不希望人們不勤奮。隨著家庭收入的提高,許多年輕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失去勤奮的美德的危險。因此,鼓勵勤奮也是應該的。不過,雇主讓雇員大量超時工作,對雇員的健康、生活、以及與家人朋友的關係等,是有很不好的影響的。其實,對雇主本身,也是得不償失的。今天多做幾小時到半夜,難道明天的工作效率不會大量減低嗎?雇員長期睡眠休閒不足,難道不會大量影響其長期效率嗎?關懷雇員的福祉,不讓他們過度工作,難道他們不會更忠於公司,長期而言更有效地為公司工作嗎?雇主們,請你們不要只看到短期的收益與成本,更要看到長期的回報,也要照顧雇員的福祉 (關於工作時間與快樂的複雜關係,見Diener 等2010, 第13與14章;Pereira & Coelho 2013)。

8.2 心理學與行為經濟學的啟示
傳統經濟學假定人們都是完全理性的,每個人都會極大化自己的效用,除了無知或資訊不足的情形,效用與快樂是一樣的。因此,除了增加有關的知識與資訊,一個人就不必學如何增加快樂了;他已經會極大化自己的快樂了。然而,心理學的長期研究,以及近幾十年來受了心理學影響的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發現人們的許多決策與其他行為,距離完全理性是很遠的。因此,我們還可以透過認識這些背離理性的決策與行為,學習如何減少錯誤的決策,提高成功的機率,以增加快樂。

一些明顯的錯誤
先從一個很簡單的發現說起。透過法官對犯人假釋(parole)申請的判決,心理學者(Gailliot等 2007,Gailliot & Baumeister 2007)發現,當法官們是在飯後處理時,有65%的申請被批准;當他們是在飯前一兩小時內處理時,批准率大大下降,下降到剛好飯前的0%。假釋申請的判決默認(default)決策是不批准。因此,當法官們肚子餓時,就沒有心思去考慮是否應該批准。因此,當你要請求人家幫助或支持時,不要在他們空腹時進行。當然,還有其他類似有關因素,包括心情好、放鬆與酒後等都有助於你的請求(見如Forgas 與 East 2008)。
一個很通常的錯誤是信心太強,對成功的或然率估計太大,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與困難估計不足,因而決定去進行許多太冒險的事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者Kahneman (2010, 第253頁)認為這部分解釋為什麼人們進行訴訟,發動戰爭,與開辦小生意。絕大部分的新生意在幾年內就失敗。筆者希望人們接受教訓,不要輕易進行訴訟或發動戰爭。但對於開辦企業、讀書、科研、社會工作等利人利己的事情,只要有足夠的準備,也不必太保守。成功的小生意與大企業,不但對自己有利,也增加消費者剩餘與工作機會,尤其是在競爭不完全的現實社會,對經濟是有利的。
有些很顯然的錯誤,本書讀者大概很少會有,至少可以很容易學會避免。例如,從一個甕中取出一顆珠子,如果珠子是紅色的可以獲得獎金。可以從兩個甕中選擇一個。甲甕有10顆珠子,只有一顆是紅色的;乙甕有100顆珠子,只有8顆是紅色的。為了獲得獎金,你選那一個甕呢?多數讀者應該知道,應該選甲甕。然而,有30%到40%的試驗者(而且應該是大學生)選擇乙甕。大概他們受到絕對數字的影響,8遠大於一,認為機會比較大。實際上,十中取一的或然率顯然大於百中選8 (詳見Miller 等1989)。
另外一個類似的錯誤是,許多人認為能夠使「每萬人中殺死1286人的傳染病」比能夠使「人口中的24.14%的人死亡的傳染病 」更加危險(Yamagishi 1997)。實際上,前者的致命率只有後者的一半多一點點。這大概是因為千多人死亡的數字比較形象,使分辨能力較差的人認為比較危險。
上述兩個明顯的錯誤,是否只是分辨能力比較差的人的錯誤,而多數人是不會犯這種錯誤的呢?要能夠進入大學讀醫科是需要非常高的成績的,因此醫生應該是智力比較高的人群。心理學者對醫生們進行試驗,讓他們考慮醫治肺癌病人的兩個方法:開刀與放射。五年後的生存率是開刀明顯大於放射,但是一個月內的死亡率則是開刀比較大。讓一半的醫生看開刀的一個月內的生存率:90%;讓另外一半的醫生看開刀的一個月內的死亡率:10%。 這兩個不同的數位,實際上是同樣的結果的不同表述:90%生存與10% 死亡是完全一樣的。然而,那些看到90%生存率的醫生絕大部分(84%)選擇開刀;那些看到10%死亡率的醫生則有半數選擇放射(50%) (詳見McNeil等1982)。 非常高智力人群的選擇,也有很大的非理性的成分。
很多讀者可能像筆者一樣,自認為不會犯上述三種與類似錯誤。然而,是否會犯下述筆者自己認為也會犯的錯誤呢?
考慮詞典甲,出版年:2009, 內收詞條數目:10﹐000。詞典情況:像新的一樣。讓你估計最多願意花多少錢購買。考慮詞典乙,出版年:2009, 內收詞條數目:20﹐000。詞典情況:除了書皮有些損壞,像新的一樣。讓你估計最多願意花多少錢購買。如果讓人們只單獨考慮這兩部詞典之一,絕大部分人願意出比較高的價格購買詞典甲,因為詞典乙已經有些損壞。然而,如果讓人們同時考慮這兩部詞典,則絕大部分人願意出比較多錢買詞典乙,因為人們認為多一倍的詞條比書皮略微損壞更重要。個別評價時,人們沒有注意詞條數目,因為一萬與兩萬都是一個大數目,因而只注重書皮有沒有損壞的方面。兩部詞典互相比較時,詞條數目的差異就凸顯出來了(詳見Hsee 2000)。
筆者承認,如果分開單獨評價,筆者也是會出比較高的價格買詞典甲,而當兩部詞典一起比較時,就會出比較高的價格買詞典乙。這種偏好的改變,是否非理性呢?或者可以說,當個別評價時,詞條數目的重要性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而同時比較時,自然會注意到詞條數目的很大不同,這最多只是著重點不完善的問題,不是真正的偏好改變,也不是真正的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