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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的初等教育：校園生活、補習文化、體罰、校園欺凌及抗拒殖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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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蔡元隆、張淑媚、黃雅芳著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台灣書房

出版日期╱

2013/05/01 (1版 1刷)

I S B N ╱

978-957-11-7028-2

書　　號╱

8U55

頁　　數╱

212

開　　數╱

20K

定　　價╱

300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教育的另類探索第一手史料珍貴重現歷史，從臺、日籍教師及臺、日囝仔的多面向觀點，使日治時期的臺灣初等教育風貌更臻完備真實。
　　本書有兩項珍貴之處：第一，訪談對象與內容均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諸如：照片、卒業證書、文件檔案等，且以口述歷史的方式雙向紀錄師生觀點，對於日治時期初等學校提供較為客觀且真實生動的圖像，為市面上少見的臺灣教育史書籍。第二，本書在部分文章探討中加入日籍教師的訪談，暢談日治時期初等教育的校園生活，透過其角度，更多元的陳述各種微觀現象與觀點，突破長期以來只有臺籍教師或臺灣囝仔的訪談限制，並於耆老逐漸凋零之際整理訪問所得之紀錄，使日治時期的臺灣初等教育風貌更臻完備真實，揭開日治時期初等教育的臺籍教師與日籍教師在面對教育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微妙競爭與互動，題材獨特新穎，同時也讓現今的臺灣囝仔或是新移民子女在學習臺灣教育史─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範疇時，能引起更高的學習動機並提供更多元的思考角度，進而增進對臺灣的文化認識與國家認同。

※書籍推薦人
彭煥勝

※推薦文
推薦序
近二十年來臺灣本土課題的研究逐受重視，在數量上有顯著的增多趨勢。尤其在教育史這個領域，國內歷史系所學者或研究生以臺灣為主題的研究尤顯此研究趨勢。歷史學系師生多以日治時期為研究主題，挖掘許多日文史料作為一手史料的論述，逐漸成為研究臺灣教育史的主流角色。歷史學系師生對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貢獻了相當紮實的一手史料的基礎，也提出許多殖民地近代化的解釋觀點，反駁威權時期國民政府主政下反日情緒的史觀。歷史的解釋愈多元，愈能發揮百家爭鳴的學術進步景象，愈能反映不同視野下的歷史真相。
時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多從殖民地近代化的角度解釋日本政府對臺灣的教育貢獻，鮮少從反殖民的文化論述角度觀看彼時臺灣師生對日本霸權進行抗拒的心理與行為。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已建立相當豐富的政策與制度面等宏觀層面的論著，較少著墨於區域性或學校層面的師生在課後補習、體罰現象、學生欺凌、臺籍師生的反殖民抗拒行為等角度分析立論。嘉義大學國民教育所碩士蔡元隆在指導教授張淑媚博士的引導下，結合其過去歷史學的背景，鑽研教育史的課題，以教育社會學的觀點解釋日治時期初等學校教育在上述方面的微觀觀察，以嘉南地區為田野調查的場域，進行耆老的訪談調查工作，補充文獻史料的不足。元隆君獲取碩士學位後，仍積極從事日治時期教育史的研究，發表多篇期刊論文，而今欲集結此多篇論文於專書，他這種好學研究的精神令人欽佩。
教育學系師生在臺灣教育史的研究近年來亦有斬獲，除需要學習歷史系所強調的一手史料掌握及問題意識的解釋史觀外，應著重教育學脈絡與課題的深度分析與詮釋，此部分當是教育系所教育史研究者與歷史系所在研究旨趣上的不同特色。元隆君掌握了教育學課題的深度解析，嘗試以教育社會學抗拒理論的角度來詮釋，並將田野調查的圖片與文獻相互佐證，頗具研究的新意，惟如何避免套用教育社會學的理論，而在史料上多下紮實的功夫，恐需在長時期的投入與鑽研下或能減免這方面的問題。所幸元隆君尚年輕，又有研究的熱忱與執著，值得期待他在日治時期的教育史研究成果。筆者忝為教育史研究的一員，多年來在新竹教育大學開設臺灣教育史的課程，張淑媚博士係我臺灣師大教育系博士班的同窗，囑我為元隆君寫此書的贅序，我因欽佩他對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堅持，樂於為教育史研究的「同志」鼓勵打氣，故為之序言！

彭煥勝謹誌
序於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2012.10.24
(本文作者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蔡元隆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尖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學歷：私立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
　　　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所碩士
專長：臺灣教育史、教育社會學、網路社會學
經歷：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慈林教育基金會慈河獎學金獎助碩士論文
　　　私立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第一、二、三屆Web 2.0與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張淑媚
現職：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所碩士
　　　德國杜賓根大學社會科學博士
專長：中西教育史、批判教育學
經歷：教育部教育學門留學德國公費生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院長特別助理

黃雅芳
現職：雲林縣立大興國小教師
學歷：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系學士
　　　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所碩士
專長：臺灣教育史、心理資本
經歷：雲林縣立燦林國小實習教師
　　　雲林縣立大興國小輔導教師
　　　雲林縣立大興國小語文競賽指導教師

第一章　導讀
　第一節　時代背景
　第二節　口述歷史與史料分析
第二章　初等學校校園生活圖像：以嘉義地區為例
　第一節　朝會、放學與日常作息
　第二節　校歌、修學旅行及軍歌
　第三節　教師及學生的服飾與儀容
　第四節　參拜神社與校園節慶、儀式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
　第一節　小學校的課後補習經驗
　第二節　公學校的課後補習經驗
　第三節　另類的補習方式
　第四節　補習的目的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初等學校之體罰現象
　第一節　日籍老師的體罰模式
　第二節　臺籍老師的體罰模式
　第三節　小結
第五章　初等學校中臺灣囝仔間之欺淩現象
　第一節　校園中男囝仔間的欺淩型態
　第二節　校園中女囝仔間的欺淩型態
　第三節　小結
第六章　從薪俸制度的差別待遇談公學校臺籍教師的隱性抗議
　第一節　薪俸制度不平等下的教師心態
　第二節　同工不同酬下的教學表現：隱性抗議
　第三節　小結
第七章　臺灣囝仔對殖民統治的抗拒：以嘉義地區為例
　第一節　陽奉陰違的抗拒型態：惡作劇及替代物抗拒
　第二節　行動作為的抗拒型態：欺淩日本囝仔及日本教師
　第三節　反省的抗拒形式展現：認同質疑反思
　第四節　小結
第八章　臺籍教師對殖民統治的反動：以嘉義地區為例
　第一節　遊走在剃刀邊緣的消極抗拒：惡作劇及拒絕往來
　第二節　轉化型知識份子：隱性抗議
　第三節　小結


蔣渭水VS林獻堂─兩位台灣民族運動先驅	台灣建築的式樣脈絡	古坑歷史與產業

臺灣的齋堂與巖仔─民間佛教的視角	台灣大家族	台灣獨立運動前奏曲(1945 -1991A. D.)

第二章初等學校校園生活圖像：以嘉義地區為例
第一節朝會、放學與日常作息

1937年（昭和12年）爆發了盧溝橋事變，不過接下來的一兩年內，學校裡似乎尚未感受到濃厚的軍國主義（見圖7及圖8）。校園中一如往常進行著朝會及升旗，臺灣囝仔一邊唱著〈君が代〉（君之代）、一邊注視著「日之丸」（日本國旗）緩緩上升，唸著〈教育勅語〉，接著對東方鞠躬，皇民赤子的思想便一點一滴的滲入每個臺灣囝仔的腦海中，自然而然產生了對日本的國家認同感，而「日之丸」（日本國旗）更是代表著一種日本帝國的擬像，歐識回憶其五、六年級就讀於臺南州嘉義郡玉川公學校（現今嘉義市崇文國小）時的親身經歷：
有一次升旗典禮，好像一個學生沒站好，一個男老師走過去啪的一聲，朝學生嘴巴就摑下去，很大聲，我們都嚇一跳就一直看，學生連哭都不敢哭，我們就在想，哇……這老師怎麼那麼兇。（訪談歐識961216）
由此可知，學校對於升旗儀式的重視程度。而戰爭初期的校園生活依然平靜如往，蕭瑞成回想起在臺南州嘉義郡白川公學校（現今嘉義市大同國小）的校園生活：
早上到校升國旗，當然是日本國旗，之後做體操，再回教室上課；教室中的課桌椅都是木頭做的，黑板是真正的黑板，不是現今的綠色黑板。（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2004：114）
就讀於臺南州嘉義郡玉川公學校（現今嘉義市崇文國小）的黃足治指出其五、六年級時，下課後與教師的互動說：
唸書下課，書包背著去老師家，桶子拿著去灌蟋蟀，老師宿舍那一邊灌，老師的宿舍就是在學校前面，因為他是單身漢，去他們家，……，也都是一整群的。所以老師也不會讓我們感覺到懼怕還是怎麼樣的。（訪談黃足治961117）
上述的兩個場景絲毫看不出南洋戰線已如火如荼的展開，校園中的師生依舊過著悠閒的學校生活。黃足治又回憶著說：「就感覺日本老師很好，臺灣老師也很好。下課出來大家在那邊曬太陽、在那邊走來走去散步」（訪談黃足治961117）。
不過在這個時候，臺南州玉川公學校的辦公室裡出現了一個極度神道的神棚（神龕）設施。服務於臺南州嘉義郡玉川公學校（現今嘉義市崇文國小）的佐藤玉枝指出：
昭和12年在校長室有設立一個神棚（神龕），命令教職員在簽到前要先去參拜，且並派三名女老師每天要清理神棚並維持乾淨。（訪談佐藤玉枝970107）
當時還是學生的黃足治也印象深刻的說：
他們學校有一種日本神，我們在念書時，崇文（玉川公學校）的校長室那邊有一個叫カミダナ(神龕)就是那個神壇，我早上時我的分配工作就是去掃那個神棚，我就是負責這個東西。（訪談黃足治961117）
這樣的神道概念，最主要是為了使臺灣人接受以皇祖神（天照大神）為祭神的伊勢皇大神宮的大麻，作為「順民的佐證」（蔡錦堂，2006）。黃足治還補充描述：
神棚一般都關起來。像那個アマテラスオオミカミ(天照大神)一層又一層的關起來。（訪談黃足治961117）
由此可知，這樣的一個神棚設置除了莊嚴外，在設備上也是不容馬虎，而對於神棚的祭拜方式也不同於傳統中國人拿香祭拜的方式，就讀於臺南州嘉義郡嘉義第二公學校（現今嘉義市民族國小）的賴彰能形容說：
就會以雙手拍打祭拜（雙手拍手），不過拍手的那一種是比較正式的參拜，普通的話敬禮就可以了，表示敬意就對了。（訪談賴彰能961215）
但校園內並沒有使用正式的參拜方式。黃足治說：「就叫職員每早去，就要去到祂那邊，給祂個禮，那樣子就算是參拜了！」（訪談黃足治961117）。而這也成為教師每天的例行公事，畢業於臺南州嘉義郡嘉義第二公學校（現今嘉義市民族國小）施秀鑾表示：「是規定不是習慣」（訪談自施秀鑾961215）。這種半強迫式的祭拜天照大神，臺籍教師們紛紛表示只是敷衍了事，施秀巒說：「沒有啦！我們都是形式上跟祂敬禮而已，哪會心理上也跟祂敬禮！」（訪談施秀鑾961215）。黃足治也說：「沒啦！沒在給他們尊敬的」（訪談黃足治961117）。接著後來回到臺南州嘉義郡玉川國民學校教書的賴彰能也表示：「就表面上給祂敬禮，心裡不認為是尊重祂」（訪談賴彰能961215）。由此可知施秀鑾、黃足治及賴彰能等人在面對日本神道時，採用了陽奉陰違的作法來做為消極的「隱性抗議」表現。
到了1941年（昭和16年）左右，因戰爭的吃緊，再加上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實施，校園中也漸漸感染了這股氣息，日本政權為了培養臺灣囝仔齊心協力的精神，也由初等學校教師帶領，在校園附近栽種軍方潤滑油原料的植物，黃足治表示：
都會去八掌溪畔栽種作物，那時候都要帶小孩去八掌溪那邊種篦麻，用來搾篦麻油，然後交給軍方。（訪談黃足治961117）
佐藤玉枝同樣的也指出：
在戰爭期間，還要去種木棉跟篦麻等植物。我帶領著高年級學生及女子青年團員走了近四公里，到八掌溪的河邊去種植，拿鋤頭鍬著土，大聲的唱著軍歌的進行曲，喊著口號「倒了後的仍然有芝山巖精神」，同時歌詞中也「到處泥濘，非常難走，三天兩夜沒吃」等，那時候雖然是很辛苦，不過大家也不會感到不平與不滿。去種植木棉跟篦麻回來後，……。當秋天篦麻收穫完成後，我們就會在教室把篦麻的種子拿出來。接著把它搾成油，……，可以說過的日子非常的艱辛。（竹中信子，2001：24-25）
栽植作物在當時是每個初等學校教師及學生的例行公事，最主要的原因並非是供應軍用原料，而是灌輸一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賴彰能指出：
相較而言，都是高年級去栽種比較多，低年級比較少，如果學校大一點的空地就可以在學校內栽種，……，不然普通那東西種個篦麻那哪夠飛機用？那個意思是半鼓勵愛國心的作用，不然一個小學生能種到什麼程度呢？像我嘉中的同學，差不多昭和20年，當時都已經在疏散，他們疏散去阿里山那邊，就去種篦麻油，那個說不定產量比較多，……，這東西就類似國內在流行，局勢就這樣，要讓你有一種國家精神訓練意味。（訪談賴彰能961215）
由此可知，其實當時的臺籍教師也體認到這種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但他們卻被迫帶領著學生挺身作為精神總動員的一種表率，也難怪在日治時期不斷自省的賴彰能會對政治下的皇民思想提出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