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自由》是一本沒有數學符號、沒有任何幾何圖形的「敘述性」著作，展現出不同於「一般人」所認定的「經濟學理」，也無形中為「自由經濟學無用」作了極為有力的辯解。藉著身為自由主義份子〈這個名詞的定義還請詳見書中傅利曼的澄清〉所抱持的「自由」精神，傅利曼將各個社會中常見的十二個重要問題以淺顯的文字、流利的文筆提出精闢的分析，這十二個問題分別是：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關係、政府在自由社會裡的角色、控制貨幣、國際金融與貿易安排、財政政策、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角色、資本主義與歧視、獨占與企業和勞方的社會責任、執業特許、所得分配、社會福利措施，以及減輕貧窮。這些問題都與社會中的每一份子息息相關，也是各領域的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課題，傅利曼以自由經濟的角度，為我們指出一條異於一般人想像的明路。
　　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書，是傅利曼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說內容集結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傅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產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無怪乎一九九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性預期學派的宗師盧卡斯〈R. E. Lucas〉推崇本書是傅利曼思想的精華，既有原創性又極富哲理。雖然一九八○年傅利曼與其夫人的那本《自由選擇》風靡海內外，也製作成電視節目，但其哲理乃源於這本一九六二年的著作，而且其嚴謹度也瞠乎其後。由此可見，本書確實是傅利曼的思想精華，即使傅利曼本人，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仍然以之作為根本基礎來立論。正如他在二○○二年版前言裡說的，本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還是那麼切合當前的問題，而譯者謝宗林也在譯者序中一一舉例對照，證明五十年之前傅利曼針砭的問題不但還在，且更變本加厲。所以，本書是屬於「不變」的知識，還「越陳越香」呢！

路遙知馬力的永恆理念

　　其實，傅利曼在一九九三年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中譯本序文中早已料到了。他寫說：「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地，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最重大的行為變革發生在原本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和其衛星國，以及中共。那些國家試圖以自由市場取代中央集權控制，來獲取最大可能的利益，位處於西半球的我們對這些發展深感得意。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我們似乎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形態，而共產主義國家正在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們所處的國家之形態。
　　我對台灣的了解不深，因此我不敢說台灣的情形是否亦如上述的西方國家之態勢。然而，以美國為例，我確信反轉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縮小政府規模和減少侵犯個人事務是極為迫切的作法。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
　　在台灣發行《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許像是運送煤炭到電氣化的城市，因為台灣過去四十年來遵循本書所闡釋的理念，已經變成二十世紀的經濟奇蹟之一，一如香港、新加坡、二次大戰後二三十年的西德，以及過去二十年來的智利。不過，這樣的成果並不是與本書的理念就不相干了。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我非常希望本書的發行能夠幫助台灣保有、且擴大其人民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傅利曼在文中表示對台灣的了解不深，因而不敢說台灣的情況與他所描述的西方國家態勢相同，他又謙虛地表示《資本主義與自由》在台灣發行，也許像是運送煤炭到電氣化的城市。傅利曼言下之意是，台灣早已遵循本書所闡釋的自由經濟理念，因而本書在台灣面世恐怕是多此一舉。其實，台灣的現況比傅利曼憂心的西方世界之演變，也許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尤其二○○九年在金融海嘯後，馬政府急切與對岸簽訂ECFA，更產生危機，政治自由正快速滑落。而美國歐巴馬總統健保改革強渡關山，更凸顯傅利曼的先知。

自由經濟在乎政府角色的正確

　　本書所論述的十二項問題，都圍繞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這也正是台灣自一九八四年即提出的「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政策之關鍵點，到一九九五年「亞太營運中心」跨世紀方案，配合「行政改革」、「政府再造或改造」、「減肥」等等行動，全都是在「小而有能」、「做該做的事」等等政府職責何在，以及如何作法上圍繞，就是一九九七年憲改大戲也都在作這種事，但成效卻不彰。癥結所在，恐怕還在正確觀念的無法生根，此由傅利曼在〈導論〉一開始所引的已故美國總統約翰．甘乃迪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被此間當成金科玉律就可知一斑了，也就是說沒有跳脫出政府是主人或神祉，人民是僕人或崇拜者的迷思，如此，恐怕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為何早在李登輝當總統時就公開喊出「人民是頭家」，但實際現象都似乎相反，值得在本書的導論和第一、二章找尋答案。
　　記得哲人曾說：「知識有兩種，一種是亙古不變的，一種則是與時俱變的。」速食、技術性的知識是屬於時常變動的，而富於哲理的思想性知識是不變的，要歸為不變的知識並不容易，經得起時代考驗的著作更不多見，這本《資本主義與自由》確是屬於此類作品。我還是再引用已故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在其《人的行為》譯著的修訂版譯者序中，一開頭就說的：「不朽的名著，沒有『時效』問題，因而也沒有『過時』的翻譯；有的，只是無常的『時運』。」他用來恭維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大作的話語，也同樣適合傅利曼的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