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位犯罪現場調查員的親身經歷，作者是平民身分的調查員，書中敘述她在犯罪研究室裡十年來碰過最誇張、最不可思議的案子，內容毫不浮誇，讓讀者看見真實世界的場景，也點醒許多想進入犯罪實驗室的人，對於電視上CSI影集所描述的，根本就不存在於現實中。
　　戴娜•柯曼將警察跟調查人員不會對外人提起的故事揭露出來，因為皆為她的親身經驗，所以描述相當逼真，而且也有十足的效果，有令人噴飯的劇情，但也有令人覺得噁心的橋段，兼具幽默及有趣的一本CSI書籍。不僅揭開犯罪現場調查的神秘面紗，還令人看得愛不釋卷！本書將帶大家穿過封鎖線，了解CSI人員每天過著怎樣的生活。..more

一八六○年六月三十日午夜，威爾特郡羅德村肯特家的高雅宅邸一片寂靜。然而隔天早晨他們醒來發現，家中最小的兒子成為無法想像的可怕謀殺的受害者。更糟的是，加害者肯定是家中的一份子──屋子是由內閂上的。當傑克•威徹爾──當時最著名的警探──抵達羅德村追查兇手時，這宗謀殺案引發了全國性的歇斯底里，民眾想到在體面的中產階級住家緊閉的門後可能包藏著各種不堪聞問之事──詭計多端的僕人，桀驁不馴的孩子，精神失常，嫉妒，孤獨與嫌惡。
     這則真實故事具有典型吸引人的謀殺推理故事的所有特徵。一具屍體，一名警探，一棟充滿秘密的鄉村宅邸，以及全家都是嫌犯──這是一部原創的維多利亞時期偵探故事。..more

像大多數的人一樣，犯罪紀實作家吉爾．李維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過第一手的犯罪現場，直到他遇見「善後公司」——一家隸屬於「生化修復」這門新領域的企業——的經營者提姆•萊福斯提克和克里斯．威爾森。在80年代中期，生化危險物質的處置手法有了重大變化；十呎之內，沒有一個傳統清潔業者會靠近血跡四濺的犯罪現場，留下傷心欲絕的自殺者或兇案被害者家屬獨自清理這可怕的環境。有時當地教會團體會幫忙處理一些恐怖場面，有時警方也會留下一罐研磨咖啡，用來湮滅現場的一團混亂。
　　提姆和克里斯這對哥倆好踏入這個未知的領域，創立他們的公司以滿足一股迫切的需求。對「善後公司」的人來說，沒有過於血腥而無法清理的犯罪現場。李維追溯公司的歷史、介紹他們的客戶與員工，還有工作上遇到的警察、驗屍官和探員。李維甚至親自上場，和「善後公司」的技術人員並肩共事。他道出公司某些最為可怕的清理案件，帶領我們踏上中西部郊區之旅；那裡是公司本部所在地，也是世界上最寧靜祥和，甚至最為平凡的地區——然而底下隱藏的，是更為陰森的暗流。
　　「善後公司」的員工每天都會面對一些問題，從普通（什麼是抑制反胃的最佳方法）到玄之又玄（每天接觸死亡這件事如何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觀？）。李維帶著尊重與同情心致力於他的工作，並將羅馬詩人泰倫斯的話當成座右銘：「人性中的一切對我而言皆不陌生。」..more

舉世聞名的華裔刑事鑑識科學大師李昌鈺博士曾在一場演講中說：「這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是靠犯罪維生的。」他這麼說，倒不是指地球是個罪惡的淵藪，犯罪人口的比率高到如此嚇人。他補充說：「除了罪犯本身，警察、司法機關、武器製造商……也都是靠著犯罪維生。」的確如此，如果這世界沒有人犯罪，司法、警察機關自然無用武之地，甚至那些寫犯罪、推理小說的作家，都無下筆題材。如此看來，這世界能夠存在，還真的跟犯罪脫離不了關係。
　　罪行的存在，是不是一種必要之惡？我不敢說。但是，每個善良的公民，都想讓犯罪者在法律面前低頭，這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從古到今，包青天的故事一直是通俗小說及連續劇中的常勝軍，自不足為怪。猶記得小時候，每到了八點檔連續劇時段，一家大小圍著電視，就等著黑面包拯喊出那一聲低沈又悠長的：「鍘~~~~~~~~~~」，那可真是大快人心啊！
　　只是，包拯鐵面無私，斷案如神，從不冤枉好人，亦不縱放壞人，這種劇情，真的只有在小說和連續劇中才會出現。在現實生活中，誰有做或沒做某件壞事，除了天知、地知、犯罪者知之外，誰都不知。我認識一位法官，為官清廉，辦案認真，嫉惡如仇，對於犯罪者從來不稍假辭色。但他晚年時，卻開始吃齋唸佛。問他原因，他很沈痛的說，縱然如他這麼用心辦案，但他也不敢斷言，被他判決有罪的被告之中，究竟有沒有人是冤枉的。這種不確定的壓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積累在他心中，成了不可承受之重。他無法消解這種罪惡感，最後，只好靠宗教的力量尋求慰藉。
　　這位法官的心情，我相信，一定也是很多辦案人員心中的寫照。
　　其實，隨著文明的進步，隨著民主化的發展，人權的觀念也逐漸加深在每一位公民心中。「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觀念，在今天的社會也萬萬不能被接受，但要求辦案人員「寧可錯放一百，不可錯殺一人」，似乎又違背大部分的國民情感。安居樂業的老百姓想的是，「能不能百發百中？不錯殺也不錯放？」
　　這種理想的境界，對所有的偵審人員來說，一定有「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期盼。而在現實社會中，偵查手段及技術的日新月異，的確讓這個目標距離我們又近了一些。
　　我還記得，二十年前跑新聞時，在某分局看到警方逮到一名性侵害嫌犯。自然，這嫌犯是抵死不認的。於是乎，警方把他拖到地下室，一陣敲敲打打後，見他還是不肯招供，又看到我在旁，於是喊道：「小范，幫我壓他的腳。」我正狐疑他要做啥時，只見他已經提起一壺大水壺，作勢要對他灌水逼供。這嫌犯大概之前也嚐過灌水的滋味，一看刑警舉起水壺，心防馬上瓦解，立即哭著說：「我承認！我承認！是我幹的！是我幹的！」事後，這名刑警還很得意的對著目瞪口呆的我說：「什麼叫科學辦案？這就叫科學辦案！有做沒做，一壺水灌下去，馬上就知道。」自此之後，我就常常笑說，警方每次破案時發佈的新聞稿都說：「經曉以大義後，嫌犯坦承不諱。」其實，那根本就是「灌水刑求，曉以大義」嘛！
　　二十年後的今天，警方是不是還在用那套傳統的「科學辦案」方式來發現真實？因為我已脫離了第一線的採訪生涯，自然不敢斷言。但肯定的是，這二十年來，刑事鑑識科學的發展，在台灣有非常長足的進步，「讓證據說話」，不再只是句口號，這對於人權的保障，以及對於案件的正確性，一定都有非常正面的影響。
　　說到刑事鑑識科學的引進，我個人認為，李昌鈺博士仍要居首功。
　　記得在十餘年前，吳東明擔任調查局局長時，在一次跨國性的反毒會議中，他向新聞界介紹了他的高中好友李昌鈺博士。當時，李博士已經是名聞國際的鑑識學大師，但在資訊封閉的台灣，認識他的人畢竟不多。那在次會議中，吳東明告訴大家，他決定敦聘李昌鈺博士為調查局的科技總顧問，並協助調查局發展DNA實驗室。那時，所有的記者們都還不知道DNA實驗室對於辦案單位會有如何重大的影響及協助，但到了今日，靠著DNA無可置疑的精準性來確定或排除一個人是否涉及犯罪，卻也是人人皆耳熟能詳的常識了。
　　之後，台灣警察大學出身的李昌鈺不能厚此薄彼，也被警方延聘為科技總顧問，並且也為刑事警察局建立了DNA實驗室，至此，國內的科學辦案基礎，總算初成。
　　爾後，李博士更大方的同意警方、調查局不定期派員到他位於美國康乃狄克州的實驗室，跟著他學習刑事鑑識的專業技能，經過十幾年的培育，國內目前第一流的刑事鑑識人員，幾乎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在我粗淺的認知中，刑事鑑識科學是一門包羅非常廣泛，而且又頗具意義的學科。要學好刑事鑑識，必須要有物理（彈道鑑定、血跡噴濺痕）、化學（火藥成分分析、血跡反應）、藥學（毒物反應）、解剖學（屍體鑑定）等方面的修維，又要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細密心思，更要耐得住寂寞。因為，每次辦案時，趴在地上找微物證據的，都是鑑識人員，但每次破案時，站著接受表揚的，卻都是偵查人員。如果鑑識人員不能把工作當成一種興趣，誰願意成天與死人、屍臭為伍？誰願意開口閉口和同儕聊的話題都是：「某某屍體上的蛆已經有幾公分長，所以應該已經死亡幾天了。」
　　我們應該為這群辛苦且默默無名的鑑識人員致敬。從李昌鈺博士、楊日松法醫、翁景惠、程曉桂科長以及更多更多的無名英雄，因為有他們，我們才能大聲的說，在科學證據下，再狡滑的犯罪也得低頭。
　　近年來，坊間出版過不少與刑事鑑識科學有關的書，連電視推出的CSI影集，都成了熱門節目，但電視講究效果，部分劇情可能與事實有違，要了解真相、內幕與其中的甘苦，仍要看當事人現身說法才更為準確。戴娜．柯曼的《千萬別吸死人的手》，就是一本能達到這樣效果的書。更特別的是，柯曼的文筆非常輕鬆幽默，書中又儘量避免讓人望而生畏的學術專有名詞，因此，閱讀起來應該不致產生任何負擔。唯一要考慮的是，應該要避免邊吃飯邊看這本書（我就有這種壞習慣），否則，如果看到哪段情節，讓你忍不住噴飯，或是讓妳差一點反胃，那可得後果自負。
　　最後，還是想談一下書名。以前跑新聞時，法醫楊日松偶而會向我們表演他的絕技。他會伸出指頭沾一沾屍體上的屍水，再放入口中嚐嚐，然後，就可以很精準的告訴我們，這屍體已經死亡多久了。每一個菜鳥記者見狀，無不嚇得魂飛魄散，覺得楊大法醫未免也太誇張了吧？事後，我們才知，楊博士沾屍水的指頭，是食指，但放入口中的指頭，是中指。可是，在我們都嚇傻的當兒，是沒人能分辨得清他的手法的。至於他推斷死者的死亡時間，自然不是憑著嚐屍水得出的結果，而是依靠他長年的經驗，從屍首腐敗的程度推斷得知。至於在這本《千萬別吸死人的手》，作者是不是比楊日松博士更大膽，不只嚐屍水，而是連死人的手都吸吮下去？這黑色幽默的謎底，就要由各位讀者自己去發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