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元帥的妻子 我擁有全天下女人所能擁有的最大幸福：有機會全心全意投入偉大目標，有個與自己同信念的丈夫。 ─蔣宋美齡 蜜月幾乎不到一星期。焦頭爛額的南京政府懇請蔣介石復出，重新接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繼續北伐以統一中國。這樣的發展，沒人覺得意外，蔣介石本人尤其如此。蔣介石離開後，南京政府陷入內鬥，一團混亂。這將不是蔣介石最後一次的「引退」，以後還會見到蔣介石下野後，國民黨內派系互鬥，最後體認到他雖然令人討厭，卻是中國政治圈唯一能團結所有人的人物，又請他復出。蔣介石復出時，擺出精心策畫過的勉為其難模樣，稱希望北伐大業一完成就辭職，國民黨領導階層則授以更大於以往的權力做為回應。 與宋家聯姻，強化了蔣介石與孫中山革命正統的關係，而復出後，他更迅即著手將該正統牢牢握在手裡。他的部隊於一九二八年六月擊敗東北軍閥張作霖，完成北伐大業後，他與宋美齡前往北京參加紀念孫中山的儀式。這對夫婦在北方古都期間急於與外界打好關係，於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了北京外僑重要人物一星期一次的聚會。有個殘酷軍閥將在北京參加高雅茶會的消息傳開後大受矚目，北京人對屆時的情景充滿興奮期待和揣測。但這位大元帥的臨場表現令人非常失望。他顯得「虛弱而嚴肅」，舉止「過度禮貌而怯懦」，不如他才智出眾、活潑迷人的留美妻子來得出風頭。有位賓客寫道，他顯然很愛宋美齡，「不時瞧她一眼，神情流露明顯的自豪和愛意，偶爾還偷偷牽起她的手」─令中國人大為驚駭的親暱表現。 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宣稱代表中國，但其實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控制的土地不到中國全境十分之一，轄下人口只超過全人口五分之一。蔣介石努力擴大南京政府的實質控制區，在這同時，展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以建立統一、穩定、現代，甚至民主的國家打下基礎。但他的雄圖大業困難重重。從一開始，蔣介石的軍隊就面對地方軍閥的一再挑戰而不得不出兵平定，而一九二七年被趕入地下的共黨勢力，已開始在農村重整旗鼓。北伐之後，蔣介石展開一連串代價龐大的「剿匪」，以消滅共產黨。但危及南京政府存亡的最險峻敵人，或許來自內部。一開始，南京政府看來大有可為，但不久後就清楚顯示，一九二七年的清黨和隨後的恐怖統治，已使理想主義者、改革者、有遠見者幾乎絕跡於國民黨內，政府裡只留下自私且腐敗的庸碌之輩。 新婚不久的蔣介石夫婦初抵首都南京時，南京是個「兼具頹敗古老榮光與粗俗新醜陋的可悲混合體」。宋美齡寫道，著名的紫金山底下，「只有一座有著一條所謂大街的小村……那條街窄到如果兩部汽車迎面駛來，其中一部得退進路旁的小街讓路，才能再往前駛。」傳教士宅院以外的房子，都「簡陋、寒冷、不舒服」。蔣介石和其新婚妻子不久即著手改造南京，以使其符合他們所欲建造之國家之首都的身分。街道拓寬，有位美籍建築師受聘協助中國最優秀的建築師，以融合中國、現代元素的風格，設計新部會大樓。外交部大樓興建期間，常可見到他們夫婦倆臂挽著臂在工地四處逛。他們除了有位於南京的官邸，擔任財政部長的宋美齡哥哥宋子文，還替這對新婚夫婦在上海法租界買了棟房子當嫁妝。蔣介石把那棟歐式別墅取名為「愛廬」。 在首都，生活困苦，特別是因為政府官員的老婆全跑去上海住，而不願住在樣樣都缺的首都。蔣介石要宋美齡一定得參加官方活動；最初，只單她一個女人在場的活動，讓她覺得很彆扭。她寫道，「官員也當我是個女人而很不自在，但後來，我只想著要協助丈夫做事，他們也漸漸不把我當女人，而當成他們的一分子。」 蔣介石是出了名的不善言詞，漸漸倚賴宋美齡來活絡社交場合的氣氛，特別是與外國人社交時。在他眼中，勉力撐完一場交談的過程中得說「aunk, aunk」，那聽來像是鴨叫聲，意為「對，對」。政府官員和外國外交官都注意到，蔣夫人不在場時，與蔣介石的正式宴會就變得很彆扭、不自在，「痛苦的沉默」籠罩餐席。 結婚後有段時間，宋美齡大部分時候避免公開露臉；若公開露臉，身旁必有丈夫。但不久後她悶得難受，開始做事，她帶頭為某個有一千張病床的軍醫院募款。然後她把注意力轉向許多未有家室的年輕軍官，她稱那些人下班後缺乏「有益身心的交際或娛樂」。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帶過的學生，常到他們家拜訪。她仿照基督教青年會，發起一個陸軍軍官社交聯誼會，並取了很正經八百的名字「黃埔同學會勵志社」。她找來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友人黃仁霖主持該社，該社的宗旨是為中國軍隊「灌輸新而具創造力的精神」，以及顧名思義，崇高的道德標準。最初許多軍官不願參加，覺得那個會社如黃仁霖所說的，是「外國的新宣傳手段，迫使他們成為基督徒的祕密辦法。」許多軍官最後參加，但該社對蔣介石子弟兵的道德有多少影響，則不得而知。 宋美齡的下一個大計畫，是為「革命先烈」的遺孤設立學校。她寫道，「我覺得這些小孩如果塑造得當，會是最有價值的東西，因為他們全流有革命血液。」中國一般孤兒院的環境令她震驚，她稱那些機構是「又暗又髒、傳播疾病的洞」。在社會上向來瞧不起軍人且普及教育還遙不可及的中國，辦學校教育軍人的小孩，乃是前所未見的構想。部隊裡的軍官來自縉紳階層，但募來的兵來自最貧窮人家，且往往是因為沒飯吃才投軍或被強徵來。宋美齡和其丈夫想使軍人成為像在西方那樣崇高、受尊敬的行業。她覺得為維持軍隊士氣，政府最起碼可以做到的，乃是為戰死軍人養育其後代。但她的義舉並非雨露均霑，為蔣介石的對手（包括共產黨）戰死的軍人之遺孤，不在歡迎之列。 宋美齡借鑑其在美國求學初期的經驗，致力於打造供烈士遺孤就讀的理想中國學校。這些學校不只教學生讀、寫、算，還透過代行父母親職責的老師，灌輸他們道德倫理和公民觀念。她似乎覺得既然自己無法拯救中國所有不計其數的貧困小孩，她要在無知、貧窮的汪洋中建造一座完美的小島做為補償。遺族學校有男校、女校各一所，她找到風景優美的土地做為校址，面積共約四百公頃。現代化的新校舍位在紫金山腳，孫中山陵墓和明皇陵附近，室內寬敞，設備完善。在建築和教育上，遺族學校絲毫不遜於美國某些較好的私立學校。遺族學校得天獨厚，享有中國其他學校所沒有的先進設施，學校裡有遊戲場、游泳池、體育館、模範教室、宿舍。宋美齡打算把遺族學校打造為中國日後菁英分子的搖籃，並親自挑選師資。 學童上體育課，那是傳教士到來之前中國境內未曾聽過的科目。男學生種蔬菜、花卉，供校內使用，未用完的則賣掉。宋美齡從美國進口十頭乳牛，開闢乳牛場。女學生學縫紉、手工藝，賣親手做的東西。學校灌輸學生未來要當「中國社會棟梁與改革者」的觀念。他們叫宋美齡為「媽媽」，她到校時跟著她四處走。 遺族學校除有不可否認的正面特性，還有準軍事的一面。學生生活起居都限於校園，甚至長假也不准回家，以免性格因與外界接觸而受汙染。男女學生見到老師要行軍禮。生活重紀律，採兵營式管理。遺族學校是希特勒青年團和墨索里尼法西斯青年團的溫和型翻版，學校精神令人費解的雜糅了中國、美國、基督教、法西斯的思想，簡而言之，可以說是宋美齡自身奇特經歷的產物。 宋美齡關注的事物，不只社會工作。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她擔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的委派委員，是立法院三位女性委員之一。中國老式司法體系需要翻新，她發揮一貫精神，讀起法哲學，以勝任這任務。她特別著迷於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的法學定義：「人與神之事物的知識，正義與不義之學」。 孫中山認為女人應享有和男人一樣的權利，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揭櫫了這一理念。宋美齡不顧丈夫的反對，克服羞怯，公開為女權發聲。她在立法院推動通過旨在保護已婚婦女的民法。在這新法下，納妾的男子可被控以重婚罪。女兒享有與兒子一樣的遺產繼承權，妾的後代不得繼承。訂婚、結婚年齡訂了下限，且只能在男女雙方同意下為之，但這條法令實際上形同具文。宋美齡利用自己的地位，推薦有才幹的女人出任立法院、國民黨、其他機構的要職。她致力於廢除中國人所痛恨的治外法權；在治外法權的體制下，上海等通商口岸的中國居民犯了罪，要依照租界所屬國的法律審理。 宋美齡漸漸成為她丈夫的首席軍師和通譯，因為他只會講一種外語，日語，而且講得不好。她開始教他英語，欲使他較不必倚賴她的協助。有一天他試他新學會的英語，向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打招呼說「Kiss me, Lampson.」（吻我，藍浦生）。他原想說「Good morning」，但搞錯了，為此雙方都很尷尬。從此他未再跟外國人說英語，但外國訪客深信他們所說的，他大部分聽得懂，只是假裝不懂。 宋美齡不斷招待訪客，且列席丈夫的會議，久而久之，她變得自信、有影響力，眾人皆知要搞定事情就找她。不久，「找夫人商量」成為首都的流行語，因為她擔下越來越多替大元帥過濾問題、請求、與外界接觸的責任。她充當蔣介石與外賓會晤時的通譯，處理許多他的外國來信。她讀她最喜歡的美國雜誌上的文章給他聽，使他能掌握外國現勢。她成為他的靈感泉源、他的眼、他的耳，常成為他的發言人，最重要的，成為他最忠實的擁護者。 她常陪蔣介石出征，當他的副官。她說：「我的地方在前線。」婚前她只有寥寥幾次離開上海，到中國其他地方，且都限於通商口岸。對於她四萬萬同胞中的絕大部分人所住的中國廣大內陸，她一無所悉。她寫道，在這之前她從未在「純中國」的環境住過，也未體驗過在那環境下要忍受的苦。她帶去簾子和花盆，以使她和蔣介石所落腳的茅草屋、火車站或帳篷煥發生氣，減輕那居住環境之苦。她曾向一位友人寫道：「任何物質上的舒適，我們都得放棄……我們不在意，因為我們心裡各有對方，我們都有事要做。」 前線生活雖然艱苦，她仍然帶著六十餘名隨員四處跑，隨員裡包括她的一名美籍護士、一名祕書、一名女僕、數名男僕、數名侍衛。她的交通工具包括飛機、汽車、火車、徒步、轎子、黃包車、舢舨。除了充當丈夫祕書，她還主持軍人救濟工作，組織地方婦女慰助傷兵。她與婦女交談，詢問她們的日常生活和困擾。她從前線後方發新聞和隨筆供上海與美國的報紙刊登。她深知宣傳的功效，寫長信給美國友人，然後美國友人常將信轉給報紙刊登。 在某封信中，她描述了在「匪」區（共黨勢力盤踞區）的危險遭遇。萬籟俱寂的夜裡，她聽到槍聲大作，迅即穿上衣服，抓起左輪手槍。她寫道，「我心裡只想著兩件事……首先，說明我們部隊移動與部署位置的文件絕不能落入敵人之手；其次，萬一無路可逃，即將被俘，我得飲彈自殺，因為死可以保住清白，死是崇高且較好的選擇，因為女人一旦落入共匪手中，會遭到萬般殘酷的虐待和侮辱。」最後發現，這起意外源自國軍守軍誤將不同單位的友軍當成敵人，開槍攻擊所造成。不管是出於天真，還是勇氣，宋美齡似乎把生死置之度外，因為她丈夫曾告訴她，「我們是為國而戰，上天會保護我們。我們萬一遇害，還有什麼比戰死更光榮的？」 婚後頭幾年，宋美齡似乎幸福快樂，志得意滿。一九三四年除夕，蔣介石正在福建山區征戰時，她和蔣介石在山區散步，看到一棵盛開的白梅，認為那是吉兆。蔣介石摘下幾枝白梅，返回營地後送給她。她向某友人寫道，「我想，從這件事情上，你或許就能理解為何我那麼願意和他一起生活……他有軍人的勇氣和詩人的敏感！」她還寫道，雖然危險四伏，憂心忡忡，她和丈夫卻覺得「心裡無法言喻的安穩和篤定」，「我從沒有這麼快樂過……因為我不是渾渾噩噩在過日子，而是正在追求非我一人所能企及的東西。我多次感謝上帝讓我擁有全天下女人所能擁有的最大幸福：有機會全心全意投入偉大目標，有個與自己同信念的丈夫。」但她有個難以向外人道的遺憾。自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流產之後，生小孩一直是令她心痛的問題。蔣介石避談這問題，且鮮少在日記裡提及。 一九二九年完成北伐後，蔣介石宣布國家進入「訓政」時期，即孫中山建國大綱擬定的國家建設三階段的第二個階段。但事實上，隨著時日的推移，蔣介石手中的權力有增無減。國民政府雖然大力宣傳，將中國描寫為正邁向民主的國家，但蔣介石日益獨裁的事實，仍受到國內外的注意。宋美齡透過隨筆、文章、寫給美國友人的信，勇敢的─或者說厚顏無恥的─替國民政府打造仁慈、前瞻、西方導向，且正致力於將中國帶進現代世界的政府形象。 事實上，中國的問題重重，國民政府幾乎是全然束手無策。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中國是個有名無實的國家，沒有有效且施行全國的行政、法律、司法、財政、貨幣、課稅體制，換句話說，現代國家的架構，中國一應俱無。而在有這類體制存在的地方，那些體制也是東拼西湊而成。課稅權掌握在省政府手中，南京政府因而財源有限。中國廣土眾民，約四億居民中大部分赤貧而不識字，公共基礎設施又奇缺，要治理這樣的國家，難如登天。地方山頭軍事反抗不斷，還有一九二○年代晚期到一九三○年代期間，日本軍事擴張的威脅，使治理問題更為惡化。飢荒和天災帶來浩劫。一九三一年夏的大水災，在長江流域淹沒相當於英國面積的廣大地區，造成一千四百萬人無家可歸，當下淹死和隨後病死、餓死者達三百七十萬人。 國民政府於一九三○年處死了共黨領袖毛澤東的第一任妻子，但蔣介石的「剿匪」未能肅清共黨勢力。蔣介石的確於一九三四年將共黨勢力趕出華中、華南，使他們往西北展開著名的「長征」，最後落腳延安。華東的城市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但南京政府未能使廣大農民也受惠於現代化，致使鄉村成為火藥桶。在資源有限且官僚腐敗無能下，可想而知，南京政府雖有心提升全體中國人的生活品質，成效必然甚微。較令人吃驚的，或許是南京政府所獲致的成果，因為雖然困難重重，南京政府在建構現代國家的基礎架構上頗有成績。宋美齡和蔣介石深切了解中國所面臨的難題。她向某位美國友人寫道，「若非我丈夫和我都理解到這是中國脫離獨立自足封建國家，邁向現代民主體制的過程中，必有的過渡階段，我們真的會覺得悲觀。」 當時有些批評時局的中國人，將南京政府的不幸歸咎於該政府的「歐亞」本質，亦即該政府裡有許多外籍顧問和西式教育出身的中國官員之現象。愛國情緒日益升高的同時，仇外心緒也高漲。受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薰陶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向西方取經，吸收西方觀念和價值觀，同時拒斥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許多知識分子的觀念傾向自由主義，甚至傾向左派，對現狀滿懷悲憤，渴望建立強大、現代的中國。一九三○年代初期南京政府走向中央集權，加強出版審查，限制學術自由。內戰期間，任何異議，特別是帶有共產觀點的異議，均遭嚴厲打壓，某些大學校園出現某種「恐怖統治」，偶爾有突入校園查抄、趕人、捕人的情事發生。宣揚共產主義是殺頭重罪，而且往往不需證據即可辦人。曾有六名年輕作家被迫自挖墓穴活埋（古老刑罰）。有朋友遇害其中的宋慶齡說道，「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員長把我們最優秀的年輕人活埋。」 一九三○年，蔣介石靠少帥張學良之助，擊敗馮玉祥、閻錫山這兩位北方軍閥的挑釁。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在汪精衛和孫中山兒子孫科領軍下，在廣州另立中央，與南京政府相抗衡，但為時不久。國民政府受困於國內共黨、軍閥、黨內派系的圍攻時，日本則準備從外部予以猛擊。經過數年試探性的侵擾之後，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入侵中國東北，為其大東亞共榮圈（十九世紀美國天定命運論的日本翻版）的實現踏出第一步。在這個擴張計畫下，中國將被視為取之不盡的原料、人力來源來開發，以供應加速運轉的日本軍事、工業機器所需。一九二○年代晚期的中國，雖在國民黨治下取得名義上的統一，日本仍將中國視為只是個「地理名詞」，而非國家。 東京擴張大計的第一步是併吞統稱為滿洲的東北三省。中國東北富含農、礦資源，面積約為法、德兩國的總和。東北還盛產大豆、小麥、高粱、稻米，是中國大部分重工業的所在地。 宋美齡與東三省領袖少帥張學良是老朋友。張學良在各方面都不同於蔣介石。蔣介石拘謹、不善社交、外語能力差，少帥則討人喜歡、幽默，英語說得相當好。蔣介石是公開宣布的基督徒，個人習性講究斂抑自持；張學良則除了喜歡賭博、喝酒、女人，還喜歡打網球、高爾夫球，且嗜吸鴉片。三十歲接掌東北時，外界普遍認為他是個敗家的花花公子，絕大部分人認為他只會辱沒軍閥父親張作霖的一世英名，日本人尤其這麼認為。老帥張作霖是土匪出身，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遭日本人暗殺，個性驃悍，以喝虎血、養了包括華人、白人女子在內的許多妻妾而著稱。 但少帥展露了大出外界意料的幹勁，且不顧日本人警告，不久後宣誓效忠南京國民政府。他轄下的東北兵力龐大，使他成為中國軍隊的實質副統帥。一九三○年他更擴張領土，與蔣介石聯手鎮住敵對軍閥，從而更加惹惱日本。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駐守中國東北的狂熱日本軍官挑起與瀋陽（少帥根據地）中國軍隊的衝突。在這緊要關頭，張學良正因嚴重「傷寒」─其實是因為鴉片癮─住在北京某醫院。他從病床上下令東北軍隊不抵抗。東北迅即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隨之在該地名成立叫滿洲國的傀儡國，扶植清朝「末代皇帝」二十五歲的溥儀為名義元首。南京政府冀望國際干預，將此事提交國際聯盟，但國聯未有任何作為。這件事令中國和因失去故土而受抨擊的少帥覺得受辱。 驚駭的宋美齡透過外交管道極力申明中國的主張，結果西方代表告以他們國家不是「國際警察」。東北落入日本之手，引發公憤和抵制日貨。要求趕走日寇的壓力排山倒海撲向南京政府，但蔣介石深信一旦全面抗戰，他的草鞋部隊完全不是日本先進軍隊的對手。 他推斷，這時中國與日本開戰，結果會是慘敗。他認為唯一圖存之道乃是把必將來臨的那一天盡可能往後拖延。後來宋美齡論道，共產黨披著愛國外衣，鼓動並利用我們年輕學子的天真熱情，憤慨要求立即對日本軍閥開戰。蔣介石面對日本侵逼所採取的彎而不折「竹子」策略很不得民心，中國知識分子對南京政府無比失望。 結婚幾年後，宋美齡從害羞的新娘崛起為不折不扣的蔣介石政治夥伴。南京的美國外交官克拉倫斯•高思寫道，「她坐在大元帥旁，告訴他該做什麼，然後他照做」，「她下達指示，下面的人遵行……她已建立起龐大的影響力。」許多心懷敬畏的記者訪問她之後，驚訝於她的活力與效率。衛斯理校友雜誌驕傲報導道：「中國女人的纏足已被衛斯理的大步走永遠取代。」 但政治顧問和副官不是宋美齡面對蔣介石時扮演的唯一角色：她還成為他的精神導師。結婚前蔣介石就已答應宋美齡會讀《聖經》，且真的認真去讀。宋美齡用她在衛斯理學院上《聖經》歷史課時的筆記教他。三年後，他才願意皈依。做這決定之時，他的部隊正與軍閥馮玉祥的部隊交戰。蔣介石發覺受圍，無路可逃而絕望之際，走進一間鄉下小教堂，祈求上帝援救，發誓只要獲救，會承認耶穌基督為他的主。結果祈求應驗，上天降下大雪暴，拖慢敵人前進速度，使來自南京的援軍得以來得及解圍。雖然損失慘重，脫困後的蔣介石仍以勝利心態面對那場失利。他要求受洗，說「我覺得需要耶穌基督之類的上帝」。受洗儀式於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宋母家舉行，由林樂知紀念堂的牧師江長川主持。 當美國的虔誠信徒為蔣介石的皈依而歡欣鼓舞，認為那表示中國即將投入基督懷抱時，許多觀察家卻心存懷疑。認為蔣並非真心皈依者挖苦道：「他發狂時就顯出衛理公會的信仰。」當時美國最大報《紐約信使論壇報》認為，蔣介石可能是個「米飯基督徒」，即是為了糧食而非為了精神動機皈依的基督徒，是寄望美國支持他對付共黨和其他敵人而皈依的基督徒。諷刺的是，蔣介石的北伐得益於他將所有基督教事物（教堂、醫院、學校）譴責為帝國主義之物。 由於出版審查，中國報界未刊登他受洗之事，但外國報紙和英語報紙並未漏掉這條新聞。這消息很快即傳遍中國，得悉此事的中國人感到震驚，隨之在中國人、外國人的圈子裡引來有關他信教動機的熱烈猜測。基督徒大為雀躍，把他的皈依與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的皈依相提並論，但其他人斥之為政治花招。南京政府官員在公開場合一直對此事謹慎保持沉默，但私底下則大表憤慨。反基督教、反宗教的宣傳如火如荼，反對傳教活動的聲浪，則升高到已使所有教會學校不得不將此前列為必修的宗教課改為選修，或將那些必修課從課程裡完全剔除。基督教在中國極不受歡迎，因此儘管傳入已數百年，中國約四億人口中，基督徒不到五十萬。在這背景下，蔣介石決定皈依基督教若非魯莽，就是勇氣過人，但無論如何，那不大可能如批評者所說摻雜了些許打造公共形象的動機，或純然為打造公共形象。相反的，蔣介石擁有未皈依者少見的熱情。他並未改變宗教信仰，但此後的人生裡，他在執行他所認定的人生使命─中國的拯救與重生─時，會從《聖經》與耶穌生平尋求啟示、正當理由、持續不輟的動力。 蔣介石宗教情懷的濃厚，幾乎是無可置疑，但他對基督教信仰的看法則有待商榷。宋慶齡道出許多人心中的懷疑：「如果他也算是個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他已顯露出他招牌的救世主熱情─甚至狂妄自大熱情─的跡象。皈依基督教為他的狂妄野心加上神聖目標：他要成為中國的基督。他要帶領中國擺脫外國壓迫、擺脫虛弱，為達此目的將不擇手段。蔣介石宣布，「只要救國任務未成，助人民擺脫苦難就是我的責任。」宋美齡支持他所視為神聖使命的狂妄野心，把自己定位為他指定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