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們只從台灣的角度看台灣史；現今，我們應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台灣史。西元1405年（明成祖永樂三年）至1433年（明宣宗宣德八年），鄭和完成七次下西洋，前後歷時29年，比西元1498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佛朗機人繞道南非好望角經東非蒙巴薩穿越印度洋至印度加利卡特（Calicut）早65年，其航行遠至波斯灣、紅海及非洲東岸，其後促使閩、粵兩省人口大量移民南洋，造成了今天的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群島、菲律賓群島在西方人東來殖民以前，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的天下。與此同時，歐洲已步入「貿易紀元時期」，在西元1551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年）有葡萄牙船航抵日本九州東北的豐後（Bungo）進行貿易，途經台灣時，以「福爾摩沙」（Formosa）稱呼，至此台灣日漸引起了歐洲人的注意。1553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佛朗機人向明朝官員「借住」濠鏡（今澳門）。1565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人占領菲律賓，在宿霧（Cebu）建立了其在亞洲的第一個殖民地。1602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立，此為荷蘭從日本到南洋到南非廣大商業與殖民王國的統治指揮中心。1604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1622年（明熹宗天啟二年），荷蘭兩次占據澎湖不成，1624年（明熹宗天啟四年）荷蘭與明朝官方協商，轉至大員（今安平）與中國進行貿易。1626年（明熹宗天啟六年），西班牙勢力進占雞籠（今基隆），正式宣告台灣陷於兩雄相爭之局。 本書將台灣史放在世界史的格局裡，從15世紀以後大航海時代海外擴張的來臨到16世紀以來歐洲強權的變化，外在的刺激逐步把台灣這個蕞爾小島推到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而在西元1581年（明神宗萬曆九年）荷蘭人反抗西班牙宣布獨立，從主權、宗教的束縛裡釋放出來的荷蘭追隨葡萄牙、比利時、西班牙等國的海外擴張政策，為了促進其在好望角以東的亞洲貿易及在亞洲繼續與西班牙作戰，於1602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年）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主導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事務；又於1624年（明熹宗天啟四年）登陸了大員（今安平），展開了38年對台灣的統治，其間歷經明、清兩代，因此將本書名定為《明清時期荷蘭人在台灣》，希冀清楚交代其間荷蘭人在台灣進行哪些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等活動？如何與西班牙爭奪地盤？荷蘭在台灣是否達到預定的目標？最後又為何丟掉台灣基地？這些錯綜複雜的過程，與歐洲強權的抗衡、中國內部政局的變化、台灣海峽上活動的商業利益息息相關，其中將會大量運用史料檔案，全面還原明清時期荷蘭人在台灣經營的真相。

國際海權角逐下的台灣

　　遠溯古代，人們已經展開發現之旅，有些人為了人生目標徒步而行，也有些人在大無畏的企圖心慫恿下乘風破浪，探索這個世界，例如西元629年（唐太宗貞觀三年）唐朝高僧玄奘離開了唐朝首都長安，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經，經歷了17年返回中國，將其一路上所見所聞撰寫成《大唐西域記》；約西元985年（北宋太宗雍熙二年），挪威人紅髮埃里克（Eric the Red，950∼c. 1003年）從冰島航抵格陵蘭，並建立殖民地；西元13至15世紀之間，基督教與穆斯林的旅行者都往遠東探險，他們在蒙古的首都喀喇崑崙及後來元朝大都與蒙古人有所交流，讓西方人第一次瞭解東方的風情，以威尼斯人馬可o波羅（Polo Marco，約西元1254∼1324年）與摩洛哥人伊本o拔圖（Ibon Battuta，約西元1304∼1377年）為代表；西元1405年至1433年（明成祖永樂三年∼明宣宗宣德八年）明朝太監鄭和先後七次率領船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途經蘇門答臘、斯里蘭卡、印度、波斯灣、紅海、麥加、非洲東岸等地，為中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遠航船隊領導；西元1498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葡萄牙探險家達伽馬（Da Gama，約西元1460∼1524年）與170名船員分乘4艘船，從里斯本到加利卡特（Calicut）港口，成為首位全程以海路抵達印度的歐洲人，12年後（明武宗正德五年）佛朗機人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1453∼1515年）占領印度臥亞（Goa，今果阿），使之成為葡萄牙重要的貿易港口。
　　這些來自陸權與海權國家的探險家們，除了個人的企圖心鼓動外，還需要母國或金援國家的大力支持，才能有所作為。有人說，中國沒有海外殖民的野心，如果有的的話，在明朝鄭和下西洋時，早就囊括南洋了。而一些海權國家在財富與土地的誘引下，派遣了許多的探險家去發現通往神祕亞洲的海上航路，於是揭開了歐洲航海大發現時代的序幕。事實上，這些受委託航海探險家們並不確定他們可以達成任務，如同克里斯多夫o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西元1451∼1506年）以為他發現了印度，其實是「新大陸」。
　　到了16世紀，越來越多的歐洲人熱中於北美洲的探險，即便從亞洲遷徙而來的早期人類已經在那裡定居了幾千年，而北歐的維京人也比他們早在11世紀初來到那裡，但對這些歐洲人而言發現美洲新大陸是一件空前絕後的探險壯舉。同時，為了追隨這個探險時代的步伐，歐洲的傳教士也積極分赴世界各地展開布教活動，他們確信透過宗教的洗禮，海外殖民地的原住民理應會尊重耶穌基督與服從殖民母國。
進入了17世紀之後，荷蘭、英國、法國的探險家們已經發現了散布在太平洋中的許多島嶼，但同時也驚訝大洋洲最大的海島（即澳洲）上面已居住許多原住民了。而此時的台灣因為靠近中國大陸的地緣位置逐漸受人注目，在風聲鶴唳的東西海權颶風裡，台灣就此捲入了被外來政權殖民的命運了。

（1） 閩南生理人與台灣
　　從宋代以來，福建泉州的生理人（Sangley或Sanglei）足跡遍及南海諸國，與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建立了貿易關係，拉近了閩南地區與印度、阿拉伯世界的距離。在這裡提及的「生理人」，一般也稱作「華商」或「海商」，目前已知文獻裡最早提到「Sangley」是西元1575年（明神宗萬曆三年）Fray Martin de Rada的報告中所云：「馬尼拉島上的人們稱呼中國為Sangley。」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1556∼1598年在位）曾經分別在1581年（明神宗萬曆九年）3月5日、1587年（明神宗萬曆十五年）6月23日給葡萄牙、馬德里頒布的敕令寫道：「一些定居在我們菲律賓群島馬尼拉市（案：1571年西班牙在菲律賓殖民總部從宿霧移到馬尼拉）的中國商人，被稱為『Sangley』。」而「Sangley」所指的就是「來到這裡作生意的商人」，這個語詞衍生兩個中國字，Xiang lay，代表的意思也是「來到這裡作生意的商人」。「Sangley」一詞源自廈門方言「Seng li」（生理），英國學者鮑森（Boxer C. R）探究「Sangley」一詞來自達伽洛語（Tagalog），西班牙人原來就以這個語詞來指從中國福建港口來作生意的中國人（即閩南漢人）。從1571年（明穆宗隆慶五年）起，西班牙占領的呂宋島上已湧入福建漳州人為主的閩南生理人，販賣中國商品給歐洲人。這些生理人主要集中在馬尼拉，他們不斷南下，與西班牙人以白銀交易。早在宋元即以「生理」一詞來代表生意或商人兩個意思，例如南宋人汪體仁在其家訓中云：
而能勤於生理，隨分而成，亦粗足以慰吾心。
　　又如張燮《東西洋考o卷一西洋列國考》載：
　　……著頭目四人逐日在澗看守，以便唐人生理。
　　而在西班牙的認知方面，「Sangley」並非專用於華商，據台灣學者方真真參閱西班牙塞爾維亞（Sevilla）印地安檔案館（Archivo Gen?ral de Indias）保存的兩本手稿：一是《1657年到1684年到菲律賓群島貿易的舢舨和小貨船登錄文件》，一是《1686年8月28日至9月23日從不同王國到馬尼拉貿易的七艘小貨船登錄文件》，發現凡從中國閩、廣沿海一帶、台灣、日本、交趾支那和Jor／Yor（可能指柔佛）的船主或船長，西班牙人都稱為「Sangley」。
　　1580年（明神宗萬曆八年）4月至1583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3月期間，彭納羅扎（Dan Gonzalo Ronquillo de Pe?aloza）擔任第四任菲律賓總督，在馬尼拉劃定「澗內」（Paridn）為中國城，將散居各地的華人集中於澗內，成為當時海外最大的唐人街，平常住在澗內的華人約在3000∼4000人上下，另外有2000人隨貨船來去，他們住在當作絲綢市場的四排房子裡，這四排房子皆呈長方形，店鋪、食肆、中藥鋪分布其間。1588年（明神宗萬曆十六年），對馬尼拉閩南生理人向有研究的菲律賓主教薩拉扎（Domingo de Salazar）曾寫信回西班牙提及，通常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5月，有20名大商人自中國航行到馬尼拉，每位大商人至少會帶領100人，在馬尼拉住上7個月的時間，他們的貨船載運貨物及麵粉、食糖、餅乾、食油、鳳梨、橘子、核桃、栗子、無花果、李子、石榴、梨子、醃肉、火腿等食物，提供馬尼拉市和郊區居民整年使用，而且還載運牛、馬牲口。 到了1590年（明神宗萬曆十八年），馬尼拉的閩南生理人已增加到4000∼5000人左右，這些生理人掌控了馬尼拉的商業發展，而西班牙人也不得不透過這些生理人從中國載運充足的糧食、牲口，以維繫日常的補給。閩南生理人深諳物美價廉的道理，也肯給西班牙士兵賒帳，連華人工匠模仿製造西班牙的玩意兒更是精緻許多，價格包君滿意，薩拉扎主教驚讚道：「便宜到不好意思說出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