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將相本無種、英雄出少年

　　不容置疑地，日本領台初期，一切百廢待興，歷任的總督多半不願花太多時間滯留於帝國的邊陲地／台灣，因此民政長官幾乎就扮演起「實質」總督的角色。在日本治台最初的兩年任期中（1896.1-1897.7），水野遵對新領地台灣的高瞻遠見，不僅說明了明治日本何以要汲汲於清廷眼中所謂「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叢爾小島，更為以後的台灣的經營面向預留伏筆。
而何以會任命水野遵出任台灣總督府的初代民政長官呢？不容置疑地，憑藉水野遵曾留學於大清上海，習得英語、漢語的經驗。

年輕時期的教育訓練

　　年輕時期的水野遵曾在家鄉接受漢學啟蒙教育的洗禮，待明治日本成立之後，1869年（明治2），配合明治天皇的東行，水野被名古屋藩任命為「驛遞司附屬」，因而有機會前往東京學習。翌年（明治3）4月，被升任為駐東京「愛育社」的「寄宿寮舍長」。愛育社是提供尾張國子弟在東京遊學時的宿舍。水野遵因出任此一職務，而得以獲取藩士身分。接著，受到藩主的賞識與提拔，而被晉升為名古屋藩史生，得以參與藩政，因而被明治政府相中，派往清廷管下的上海留學，獲取習得英語和漢語的良機 。

因「台灣事件」而與台灣結緣

　　一如前述，1871年（明治4）12月，漂難琉球人所引發的「台灣事件」 發生時，水野遵正在香港遊學。由於他對清廷治下的社會狀況與漢語的解讀能力受到矚目，在當時日本總理兼外務大臣副島種臣的任命下，水野遵被派遣前往台灣瞭解究竟。1873年（明治6）4月，水野遵24歲，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也從此與台灣社會結下不解之緣 。

政壇出世

　　即使1874年（明治7）「征台之役」 時，水野遵只是一名隨軍來台的翻譯官，但其後他歷經長崎英語學校校長、文部省一等屬、參事院議官補、法制局參事官、高等官四等、法制局書記官、東京市會議員、臨時帝國議會事務局三等官兼書記官、東京市參事會員、小石川區會議員、眾議院書記官等，其仕途有如魚躍龍門般地平步青雲 ，在結束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職務之後，更獲致?選貴族院議員之職，以為酬庸 。
而日本領台初期，明治日本當局會屬意水野遵出任民政長官，除了在1870年代初期的「台灣事件」中，水野與樺山資紀皆有實地踏?台灣的經驗，因而安排水野成為首任台灣總督樺山的左右手，憑藉兩人之間有二十餘年的交誼，應該是再適當不過的了；然而最大的理由在於，從法制局時代開始，水野遵個人在中央政界的表現頗受當時明治政府內伊藤博文總理等元老大臣的肯定 。

第二節 台灣總督府初代民政長官／水野遵

水野遵與台商辜顯榮的奇緣

　　1900年（明治33），水野遵以51歲的壯年之齡去世後，包括辜顯榮、李春生、陳中和、蔡蓮舫等台灣士紳在內，日本各界與水野有密切往來的台灣經驗者，或曾受水野恩惠、扶掖者等，主張要為水野遵設立一尊銅像，以供後人緬懷。而最初提出這項建議的據說是台灣士紳辜顯榮，這是為了感念水野對他的知遇之恩 ，不過也有一說是銅像建設的動機是出自於後繼的民政局長後藤新平的主意，而鑄造經費的調度與斡旋則由台灣士紳辜顯榮負責 。根據《辜顯榮傳》記載，打造銅像的工程費當中，四千圓的部分是出自於台灣人士之手，而這些經費幾乎都是辜顯榮所斡旋募得 ，不足的部分則由辜氏全數負擔 。
但根據〈台灣日日新報〉明治35年（1902）10月30日所載，銅像建設的經緯如下：

　　（略）一、建設之原因也、當夫一昨年中、台北朝野之紳士數名、一夕會于長官之官邸茗談之時、後藤長官發議謂、水野氏乃本島民政之創始者、且其德輝允堪追慕、宜建像以表揚之、一座聞言交贊、即時決定計畫、爾來有志諸君同聲相應、漸次增加、在本島人一邊已得多數之有志者

　　一、建設之集款也、本島人中著名有任俠氣者、為辜顯榮氏、於此舉之集款、首先題捐、且自向台中林家招之捐項、猶復聯合該地本島諸紳共應募集、須臾捐金得湊三千圓許、辜氏厚有力焉、而同時各有志者、亦皆盡力奔走、結局內地人一邊集金三千餘圓、兩者合計共得六千餘圓、其後有志諸君相與議、該事業將舉全籌、委託於台灣協會支部、而該支部乃選定大島久滿次氏為委員長、加藤尚志、木村匡、白井新太郎諸氏均列委員、任一切事務之囑託、同時工事設計者技師田島穧造氏、又有野村、福田兩技師、至其銅像則向東京名手定約鑄造者

　　水野遵與辜顯榮之間的情誼始於1897年初（1.20∼2.24），當時水野以民政局長身分首度巡視台灣，行經鹿港時（1.27）順道拜訪辜家。在接受辜家的午宴款待酒酣耳熱之際，水野告訴辜顯榮說：

　　前年台灣總督府員一行抵達基隆時，辜顯榮君單身來迎，強求晉謁，當時在場的高官，大多認為你是間諜，不肯與你見面。只有我認為，不管你是否間諜，應先見面之後再做決定。因此我獨排眾議，與你見面。邇來已經三年，這三年來，你為國盡忠，始終不變。今天我奉命巡視全島，途經鹿港，接受你的款待，與你同桌共歡。如今回顧當時，想必你心中定感慨萬分。我亦回想此事，不堪今昔之感 。　　

　　對當時的辜顯榮而言，自己只是為了保護良民而不顧生命危險前往基隆，在互信基礎缺如，且不通日本理法的情況下，隨時都可能因忤逆對方而喪命。然而，因水野遵的明理判斷而被獲准接見，也消彌了彼此之間的間隙，這是辜顯榮感念水野的理由所在 。

　　在水野遵去職之後，辜顯榮與新接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間，又結下了一段知遇之緣。眾所周知，依總督府《台北士紳人物月旦》記載，辜顯榮性格剛直、躁急 ，曾因而得罪當時的台中知事村上義雄，甚至慘遭下獄的命運。台灣社會一片譁然，雖然在乃木希典總督的力梃下，經五十餘日後，終將得以出獄，卻讓辜顯榮對一切感到心灰意冷。值此之際，新接任民政局長的後藤新平正為台灣社會的土匪問題而苦無對策時，後藤的恩師，即時任台灣總督府縣治課長次席阿川光裕，在台灣社會擁有相當人脈，乃與好友白井新太郎積極向後藤新平推薦辜顯榮。

　　辜顯榮在手記中述及他與後藤新平初見面時，後藤曾即席唸了一首詩說，「人生禍福何時盡，天道是非曷日休，萬苦千辛為師友，從頭無恨亦無憂」，撫慰其所受到的委屈，才讓他釋然了心中的陰霾。其後，辜顯榮乃在後藤的詢問下，提出一個有效的「土匪招降策」，成為日治時期土匪對策的主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