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的故事Ⅱ:民主政治的成熟和崩壞
ギリシア人の物語II 民主政の成熟と崩壊
作  者╱
塩野七生
譯  者╱
洛薩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
2019/04/01   (1版 1刷)
  
即日起五南舊官網僅提供書籍查詢,如欲購書,請至五南新官網 https://www.wunan.com.tw/
I  S  B  N ╱
978-957-763-329-3
書  號╱
RH48
頁  數╱
480
開  數╱
25K
定  價╱
580 (特價 458)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7日出生於東京。

學習院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畢業後,就前往義大利留學。開始在1968年從事寫作。

1981年,《海都物語》獲得三得利學藝獎;1982年獲得第30回菊池寬獎;從1992年開始,撰寫《羅馬人的故事》,描繪羅馬帝國的歷史(2006年完成)。1993年,《羅馬人的故事I》獲得第6回新潮學藝獎。1999年,獲得第2回司馬遼太郎獎。 2002年,義大利政府頒發了國家勳章。2007年,被選為文化貢獻者。 2008 - 2009年,發表《羅馬滅亡後的地中海世界》。
※譯者簡介
洛薩
洛薩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畢業。

年少,聽史,聞字聞句,度輕狂
即長,讀史,蠹句蠹文,覺世事。
時移,譯史,噬字貪句,求溫飽,勘人生。

第一部 伯里克里斯時代(西元前461年~429年,共33年)
∼「民主政體」(Democracy)機能充分展現的最佳時代∼

前期(西元前461年~451年的11年之間)
◇勁敵.克盟
◇宿敵斯巴達
◇三十世代的伯里克里斯
◇連續當選
◇語言是種武器
◇年輕的執政者們
◇伯里克里斯的演說
◇鞏固勢力
◇「民主政體」之極致
◇克盟,歸來
◇競爭者,退場

後期(西元前450年~429年的22年之間)
◇伯里克里斯的大轉彎
◇「卡利亞司和平條約」
◇帕德嫩神殿
◇雅典的勞動階級
◇「伯羅奔尼撒同盟」與「提洛斯聯盟」
◇希臘世界和平會議之召開
◇斯巴達與雅典各自為政
◇愛人--亞絲帕希亞
◇「提洛斯聯盟」的轉變
◇開拓新市場
◇薩摩斯島事件
◇愛琴海北端
◇從邊境引燃的戰火
◇戰線蔓延
◇「戰爭」這怪物
◇各城邦之慎重派
◇「伯羅奔尼撒戰役」
◇底比斯,出動
◇「戰役」之初
◇伯里克里斯的開戰演說
◇真意,何在?
◇追悼陣亡者之演說
◇疫病大流行
◇彈劾
◇久違的勝利
◇逝

第二部 伯里克里斯以後(西元前429年∼404年,26年)
∼「愚民政治」(Demagogue)時期,「民主政體」機能運作的停滯時代∼

前期(西元前429年~413年的17年之間)
◇愚民政治,何以產生?
◇煽動者--克雷歐
◇斯巴達的態度
◇萊斯博斯問題
◇日益加劇的暴虐行徑
◇斯巴達的失利
◇局外人初登場
◇擴大戰線
◇歷史家的誕生
◇斯巴達釋出善意
◇「尼奇亞司和平條約」
◇希臘人的「和平」
◇年輕領導者的登場
◇蘇格拉底
◇青年政治家--亞魯奇比亞德司
◇「四邦同盟」
◇「蒙提奈亞會戰」
◇獨霸"奧林匹克"表揚獎台
◇柏拉圖《饗宴》
◇米洛斯問題  
◇遠征西西里
◇禾密斯神像斬首事件
◇出征戰場
◇法庭傳喚  
◇希納庫莎
◇「希納庫莎攻防戰」
◇亞魯奇比亞德司,在斯巴達
◇局外人再度登場
◇幫手到來
◇尼奇亞司一人
◇尼奇亞司的「家書」
◇增派援軍
◇第二年的攻防戰
◇第一次海戰
◇第二次海戰
◇援軍抵達
◇月蝕
◇第三次海戰
◇最後海戰
◇逃亡
◇終點

後期(西元前412年~404年的9年之間)
◇得知噩耗
◇東山再起
◇愛琴海以東
◇亞魯奇比亞德司,再現
◇政局不安
◇海軍總帥--亞魯奇比亞德司
◇失敗的新稅政策
◇「三橈漕船船長」
◇連戰連勝
◇民主政體復活
◇「即使愛恨交織,仍一心盼之」
◇黎塞多羅司
◇亞魯奇比亞德司,失勢
◇司令官們的死刑
◇絕無僅有的海上挫敗
◇亞魯奇比亞德司,被暗殺
◇歸國者
◇無條件投降

年表
圖表出處一覽

跨域閱讀大補帖
─從歷史、文明
最初開始(全套
2冊)
跨領域人文素養
閱讀,讀這本就
對了!(套書)
(全套2冊)
何謂歷史?
反璞歸真─純粹
的基督教
認識基督教,讀
這本就對了(套
書)(全套2冊

顛覆你的歷史觀
:連歷史老師也
不知道的史實



書評
Amazon JP 4.5顆星

第一部 伯里克里斯時代(西元前四六一年—四二九年,共三十三年)
      ——「民主政體」(Democracy)機能充分展現的最佳時代——
前期(西元前四六一年—四五一年的十一年之間)

勁敵.客蒙
     
西元前四六二年,阿里斯提德(Aristides)去世。雅典城邦上下對這位有「正義君子」美稱的政治家之死,感到悲傷至極。
     現實中的他,雖出生富裕階級,但他個人始終過著貧窮生活。作為一個擁有權力的人,卻還能始終如一地貫徹清貧生活,光是這點,就足以贏得庶民的好感。
     當他的喪葬費用毫無著落之際,雅典城邦的最高決策機關公民大會,以壓倒性的多數決,通過使用國家經費為他舉辦葬禮。不僅如此,國家也決定資助阿里斯提德因籌不出婚資而不能舉行婚禮的女兒,結婚所需之開銷。
     阿里斯提德長達六十八年的生涯裡,他所企盼建構安穩生活的奢想,至此可說畫下了句點。
     被陶片流放制度驅逐到國外,其後又因違抗政府命令成為國際通緝犯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這位被阿里斯提德視為眼中釘的人,早在兩年前已轉任波斯王的「政治顧問」了。換句話說,地米斯托克利已完全的從雅典政治界消失。
     承接阿里斯提德「穩健民主政體」政治理念的接班人客蒙,當時正值四十八歲的壯年時期。他除了繼承在馬拉松一役戰勝波斯的父親——米太亞德(Miltiades)在軍事的天分外,其接連不斷的輝煌戰績,更讓市民為之瘋狂。
     不只在雅典城邦,對於其他希臘境內城邦的市民來說,作為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資質是擁有軍事統御的才能,就這點而言,客蒙的表現是毋庸置疑的。
     一般來說,當時的希臘各城邦,一旦經歷戰敗,那些能持武器上戰場的男子將會被全部殺光,女孩子則被販賣成為奴隸。
     無怪乎,每年雅典從十人中選出的「將軍」,除需具備政治上的才幹外,兼具軍事方面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條件。
     這應該是西元前五世紀後半葉初期,雅典市民支持客蒙的主要理由。而對阿里斯提德而言,由客蒙來繼其志業,也能使他安心瞑目。
     果真,這個客蒙也是個「正義之人」。
     但從被讚譽為「正義君子」美名生存下來的阿里斯提德的角度來看,他可能會認為客蒙的正實性格,實在不足以作為統率雅典的領導者。
     客蒙的忠厚、誠實,對人與人的相處,雖是值得稱讚的「德」。但如果提高到國際關係的高度,就不得不回歸到政治的現實世界裡了。
     阿里斯提德死後的一年後,在市民中擁有極高聲望的客蒙,也遭到陶片流放。以他當時的年齡,即使在二十年之後,再度被選出來擔當下任繼承者都不嫌太遲。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短短一年裡,就被迫從政治的舞臺退場了。
     這與阿里斯提德這位自詡為政治老將所犯下的錯誤有關。那就是他太輕忽伯里克里斯(Pericles)的存在了。照理來說,對一個剛三十歲的年輕人,實在看不出在政治上將會有的傾向與抱負。
     當然,他知道伯里克里斯的存在。伯里克里斯,是長久以來與他站在同一陣線「反地米斯托克利」的盟友科桑西普斯(Xanthippus)之子。這個年輕人不但是個超富豪階級,更是不論何時都能為雅典政治圈提供人才、眾所皆知的阿爾克馬埃翁(Alcmaeonids)家族的一員。所以,他和娶這一家族之女為妻的客蒙,也具有親戚關係。
     依伯里克里斯的出身背景,如果順著阿里斯提德所領導「穩健派」的人生道路持續成長下去的話,他可能也會被塑造成個「正義君子」。
     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年輕的伯里克里斯卻選擇了重振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理念。
     西元前四七一年,當地米斯托克利被處以陶片流放時,暗地裡雖是由阿里斯提德從中操縱作梗。檯面上,卻是交由當時三十九歲的客蒙來付諸行動的。
     而十年後,祭出要以陶片流放的強硬手段來排除客蒙的,正是當時三十四歲的伯里克里斯。
     阿里斯提德這位「正義君子」如果晚一年去世的話,恐怕會因此而無法安心地迎接死亡一事了。
     至於,作為雅典城邦政治史上名聲顯赫的阿爾克馬埃翁這一家族,要如何在雅典掌握權勢,以勢力來維持?還是以強調太平生活作為謀略?這都是值得讓人玩味的。
     首先,這家族並沒有任何針對直系男子的因材施教養育方法。
     當然,如果直系的男子之中出現優秀人才,就會照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在位時的做法,從人際關係的連結網絡,以及經濟力的支援,全方位的給予栽培養成。只是,當缺乏這類優秀型人才時,就不侷限於在家族直系男子間選才了。他們透過女兒,以婚姻的締結來建立人際網絡,藉此從其他家族中選出才華洋溢的年輕人,擴大本族的政治勢力。
     不過,女婿的到來,對於凝聚內部卻不見得有效。不管是庇西特拉圖(Peisistratos)、科桑西普斯、或是客蒙,這幾位雖然都是因為娶了出身自阿爾克馬埃翁這個名門的女子為妻,才產生了姻親關係,但也僅止於此「關係」而已。他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雖說是同族親戚,但彼此的政治活動是個別的、不受束縛的。

     長久以來,反對庇西特拉圖所把持的僭主政體,最後確立雅典民主政體的是阿爾克馬埃翁家族中直系的掌門人克里斯提尼。即使,妻子們往來熱絡,但這些丈夫們,卻因為政權抗爭彼此間針鋒相對。就算伯里克里斯的母親是克里斯提尼的姪女,他仍對有親戚關係的客蒙,無情的施以陶片流放,這點若就阿爾克馬埃翁家族的「勢力維持戰略」來說,實在是讓人無法理解。
     在雅典有力的政治家中,與這一家族沒有關係的,只有梭倫(Solon)和地米斯托克利,但這兩人為了維持勢力,在人際的網絡上也巧妙地與這家族有所連結。
     阿爾克馬埃翁家族在伯里克里斯之後還出了一位名人,即本書後半部要出現的主人翁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
     如此一來,即使把從梭倫時代開始的雅典民主政體,分為「執政黨」與「在野黨」。不管在哪個時期、以何種形式治理,所有參與的男子背景都與阿爾克馬埃翁家族有了關連。因此,要理解這樣的景況能延續一百五十年之久,也就一點都不難了,那麼,接下來的這些場景也可以想像了。
     當丈夫們在公民大會裡熱絡地討論各種議題時,這些人的妻子們就聚集在某人家中,一邊織布、一邊交頭接耳的話家常,來度過一天時光。年幼的孩子們,就圍繞在母親身旁有活力的跑跑跳跳。
     這些孩子們在進入少年期之後,小時的玩伴成為一起上學的同學,也成為學習石弓弩砲鍛鍊身體的夥伴。這些孩子之中,如果有人不幸在幼年時,父親因戰爭而犧牲了生命,阿爾克馬埃翁家族就會開始發揮其「連結網絡」的效力。舉例來說,三歲時,就失去父親的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就是由伯里克里斯擔任其監護人,來代行父親一職。
     和阿爾克馬埃翁家族也無親戚關係,且代表「穩健民主政體」一派的有力政治家阿里斯提德,為何挑選客蒙作為其繼承者,而不是選擇真正具有阿爾克馬埃翁家族血脈的伯里克里斯?個中理由應該是四十多歲的客蒙,和剛進入三十歲的伯里克里斯,兩人在成熟度及性格上的差異有關。
     客蒙,是個不論做什麼事都很豪邁的男人。
     當離開戰場短暫停留在雅典的期間,客蒙的住家常常舉辦大宴會,那裡隨時歡迎任何人參加。客蒙的家有宴會喔!走吧,去瞧瞧!客蒙家的宴會隨時敞開雙臂歡迎著賓客。
     在雅典,最多人聚集的地方是「市民廣場」。在客蒙的身邊就常常圍繞著許多人。這位戰場上的常勝者,不只是對其手下的士兵,就連一般市民,也能以朋友的態度與他們相處。
     反觀,伯里克里斯一生的生涯裡,則澈底過著貴族般的生活。
     首先,他極度厭惡沒有經過招待者嚴選的宴會。當時的雅典,由家中設宴款待的招待者舉辦的宴會,稱為「酒宴」(Symposion),但他也不喜歡這種酒宴。因為,沒有任何史料記載提到伯里克里斯的家中曾舉辦過任何的「酒宴」。
     順帶一提,關於這類型的集會,大致可以分為三種:
     古代雅典的「酒宴」(symposion)——選出招待者,一邊愉快地用餐,一邊針對所選的主題,進行意見互相交換的集會。
     現代的「專題討論會」(symposium)——募集招待者,事先選出主題,在完全禁食的環境下,將繳交聽講費用的觀眾分成專題討論的參加小組,由有學識的人依順序發表意見的集會。
     現代的「home party」——可以自由選出招待者,能盡興地用餐,在這個場域裡互相閒聊,通常不會圍繞一個主題論戰,只以交遊為主要目的的集會。
     伯里克里斯對這三種集會大概都沒興趣吧!但他並不排斥與人交往。
     據史料記載,伯里克里斯常常在私人宅邸辦聚會,接待少數幾位摯友共度一天時光。
     邀請的對象以具備品格或才能的對象為主,無論是雅典人,或是外國人都行,完全沒有階級差別待遇的問題。
     從愛奧尼亞(Ionia)移居住到雅典的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以及和伯里克里斯在階級、年齡、輩分都相同,並同為土生土長雅典人的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都是聚會的經常成員。以雕刻家、建築家聞名的菲迪亞斯(Phidias)雖然社會地位低,但也常是伯里克里斯宅邸的座上賓。
     伯里克里斯宅邸的聚會,完全不會出現其他雅典人舉辦的「酒宴」中,常見喝得爛醉、大吵大鬧等景況。
     希臘人和羅馬人不一樣,他們有喝葡萄酒的癖好,所以很容易飲酒過量。一旦喝醉就到處亂嘔吐,接著把食用的淺碟子拿起來互相投擲嬉戲,在古代雅典的home party上,看到留下充滿惡臭、噪音又杯盤狼藉的場面,實在是不足為奇。
     這完全不符合伯里克里斯的喜好,因為他既不會在自家舉辦這類的聚會,也不會到別人家去參加這樣的聚會。
     但是,要成為一位政治家不可避免的是要在公民大會上做演說。這點,客蒙和伯里克里斯的表現也是南轅北轍。
     客蒙演說時,聽眾的情緒總是沸騰的、鼓動的。
     而伯里克里斯只要一說話,群眾就會靜靜地聽,並陷入沉思。
     雅典城邦,即使最下層的市民都擁有參與國家政治的投票權,可以說是實踐直接民主政治最好的典範。
     在阿里斯提德的考量下,由客蒙來領導直接民主政治制度下的雅典,也不能說不符合情理。無疑的,客蒙具備了典型直接民主政治國家的政治家風格。
     但是,時代總是不斷在更迭。對於領導者風格的要求也得與時俱變。在客蒙被陶片流放逐出雅典後的三十年時間裡,伯里克里斯所展現的風格,就迥異直接民主政體下的政治家風格了。



宿敵斯巴達

     客蒙被施以陶片流放後,歷史上開始進入所謂的「伯里克里斯時代」,若要了解其中原因,就不得不追溯到三年前發生的事情。
     三年前——西元前四六四年的夏天,斯巴達發生了一場規模不小的地震。以今日來看,這次地震是屬於「直上直下型地震」,主要集中在斯巴達城邦領土,位於拉科尼亞地方的首都斯巴達一帶,當時只有九間房子得以倖免於難,其餘皆遭到毀壞的浩劫狀態。
     希臘全境皆處於地震多發地帶,而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斯巴達城邦,因地處斷層帶通過範圍,地震頻繁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雖說斯巴達人早已習慣這樣的天災,但那一年地震所導致的災害,卻比以往嚴重。人們,驚恐於「波賽頓(Poseidon)之怒」而顫抖不已,卻也只能屏氣以息,默默地等待餘震逐漸減弱。地震雖源於陸地,但這也是在海神波賽頓的管轄之下。
     首都斯巴達的居民深切認知到,遭遇這樣的天災除了暫時忍耐之外,別無他途,沒想到,卻在餘震結束、稍感安心之際,又有其他威脅迫於眉睫。
     他們知道「希洛人」正大肆地群起反抗,讓首都不論在物質、人性或是精神上,因承受種種打擊而陷入狼狽不堪之窘狀。
     身分具有一半奴隸性質的農奴,是不允許持有武器的,手上所拿的僅僅是鐮刀、斧頭,或是徒手殺人的程度而已。即使如此,「希洛人」人數卻高達正規斯巴達公民的十六倍之多。而且,這些人心中,時常抱著仇視之心,看待在位的統治者及斯巴達公民。
     關於斯巴達城邦的成立,已於《希臘人的故事Ⅰ》的第二章中敘述過,斯巴達的社會結構,與「民主政體」(Democracy)的雅典的最底層公民擁有投票權是完全不同的。它們一直以來所採行的是「寡頭政治」(Oligarchy),也就是「國家的權力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政治型態」。也依此,將城邦居民分為三種人。
     斯巴達公民——從二十歲到六十歲的服役人數來看,只有一萬五千人。只有他們須擔任兵役。威名遠播的「斯巴達戰士」指的就是這些人。
     珀里俄基人——提供戰士階級者生活必需品,從事手工業或商業為生的人。
     希洛人——隸屬於國家的農奴,為統治階級「斯巴達戰士」一生辛勞地耕作農業的一群人。
     據研究者之推測,這三個階級的比例大約是一:七:十六。
     斯巴達公民的「義務」是服兵役,「權利」則是擁有投票權,這些斯巴達男子最多也有只一萬多人之數。而珀里俄基人、希洛人之中,完全沒有人具有資格能成為一個「成年男子」的「公民」身分。
     當然,以斯巴達的社會結構來看,平時對地震的防患未然,與希洛人的反動事件,是絕不掉以輕心的。但,西元前四六四年,這些事件卻不絕如縷地發生著。
     手持鐮刀、斧頭攻進首都的希洛人,讓斯巴達陷入重大危機的消息,迅速地散播到平日連想都不敢想要叛亂的珀里俄基人耳裡。甚至,還蔓延擴散到位於拉科尼亞地方西側的斯巴達屬地——美塞尼亞地方一帶,事到如今,這已關係著斯巴達城邦存亡的關鍵時刻了。
     這一年即位的斯巴達君王,是年僅三十歲的阿希達穆斯(Archidamus)。
     年輕的斯巴達君王,於地震平息後,動員所有能手持武器的男子來整肅動亂。不論是已退役的六十歲以上世代,或是未滿二十歲、還未通過「過渡儀式」取回希洛人首級當獻禮的年輕世代,也都破例加入這次的掃蕩行動。
     阿希達穆斯率領這批人,在一群希洛人面前擺陣。雙方人數無從得知。雖說是總動員,阿希達穆斯率領的斯巴達軍人數目,最多也只有一萬多人而已。
     不過,斯巴達男子不愧是從七歲起到六十歲這段人生生涯中,一直不斷接受身體與武術的鍛鍊。在因地震而倒塌的房屋裡,挖出斯巴達重裝步兵的武裝配備及武器,與希洛人手中所拿的鐮刀與斧頭相比,立即顯現出武器的威力。最後,遏止了十倍以上人數的希洛人的反抗,並成功地將其追趕到距離斯巴達西方五十公里遠的伊多枚山中。
     但,真正的難題,從此刻才正要開始。
     希臘山脈是由大量岩石堆積而成,若要將其攻陷的話,就等同於攻占一座擁有堅固城牆保衛城市的難度。
     因此,首先就需要大量的士兵。第二是,比起進攻,更應尋求一套複雜而有效的方法。
     在斯巴達,將一整座岩山全面封鎖起來的作戰方式,所需動用的士兵人數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十六年前於波希戰役中,不論是溫泉關一役的奮戰,或是普拉提亞陸戰的壓倒性大勝,讓「斯巴達戰士」們威名遠播於遠東一地。他們的勇猛強大,是因為在平面陸地上,也就是說,他們擅於平原的作戰方式。
     從孩提開始所接受的,不論是「面對敵人,義無反顧」或是「戰場上,若無法戰勝、毋寧死」這樣教育下的斯巴達戰士,與其說他們不擅長兼顧四面八方來敵的戰鬥方法,還不如說他們先天不良,比較恰當。綜觀斯巴達歷史,他們未曾有過成功地攻下一座有城牆保衛的城市之實例。
     要攻下那群堅守岩山不出的希洛人,若說這是棘手之事的話,就完全違背斯巴達公民的性格了。因為這麼一來,只會讓珀里俄基人所在的屬地美塞尼亞地方的反抗趨勢越演越烈。如果讓情況持續惡化,那是連一萬名斯巴達戰士都無法抵擋得住的。
     這樣的狀態僵持了一年多之後,斯巴達終於低頭向雅典提出派遣救援軍的請求。
     決定這個請求需要花上一年多的時間,那是因為斯巴達人的自尊心作祟。
     當年,因波斯軍之侵略可能招致希臘的存亡危機之際,薩拉米斯海戰的大勝是雅典的功勞。
     溫泉關一役,雖說最後是以慘烈犧牲作為結局,卻是斯巴達的列奧尼達王率領僅有的三百名戰士拚死搏鬥,以一週的時間殲滅敵軍兩萬人的英勇戰力,才得以阻止當時波斯大軍南下。而且,隔年在普拉提亞平原擊潰波斯軍的,是普薩尼亞斯率領的斯巴達戰士。
     斯巴達向雅典請求派遣的救援軍,並不是斯巴達在傳統上就不具備的海軍,而是希望雅典能提供陸軍支援。這使得一向以陸軍自誇的斯巴達,在請求雅典派軍援助一事上,得如此地躊躇不決了。
     然而,事與願違。自視甚高的斯巴達,最後還是不得不派遣特使前往雅典,請求援軍相助。
     雅典接受斯巴達的正式請求後,馬上召開公民大會。
     最快贊成派遣援軍的是客蒙。這個人從以前開始就不隱瞞他對斯巴達的親近。他還讓自己兒子的名字上隱含有「斯巴達之子」的意思。
     不過,這時「理」比「情」更顯重要。他的主張是:「希臘,是因為有雅典和斯巴達雙足鼎立才存在。因此,幫助斯巴達乃必要之務」。
     對客蒙主張持反對意見的,是與地米斯托克利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客蒙若屬「穩健民主」一派,那反對的即是「激進民主」者。不過,此時伯里克里斯還不是這派的領導者。當時他似乎僅居於副手地位,在公民大會上與客蒙展開論戰的,是比伯里克里斯稍微年長的厄菲阿爾特(Ephialtes)。
     這位厄菲阿爾特是舉出哪些理由來反駁客蒙?史料上並無紀錄。但從這人與伯里克里斯幾段激烈的言詞交鋒中,他可能是以這樣的理由來駁斥:
「希洛人、珀里俄基人並不享有公民權,而斯巴達的社會結構卻只會欺壓榨取這些人,所以雅典根本不須對他們提供援助。」
     只不過,這個時期,雅典公民對客蒙的支持及信任是穩若磐石,無法摧毀的。於是在公民大會上,依客蒙所主張,由他親自率領四千名重裝步兵前去援助斯巴達之提案,以多數決贊成通過。
     四千名重裝步兵前進斯巴達,固然是件好事,但在這之後,客蒙在斯巴達的立場,就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可能是因為客蒙毫不掩飾的率直性格,導致了衝突的發生。「正義之人」並不等同於「善於外交之人」。
     首先是軍事方面。自信擁有戰鬥才能的客蒙,若給斯巴達軍隊的領導階層任何的忠告或建議,都會傷及斯巴達戰士的自尊。
     斯巴達人天性保守頑固,長久一來他們根深蒂固地認定要護持自己城邦的來古格士所創立之憲法,與其說「何以護憲?」不如說他們是「無論如何都要護憲」。由於生性欠缺柔軟作為引子,面對其他城邦的忠告,總認為與自己的利益無關,均一概拒絕,這正是斯巴達人的作風。因此,就算客蒙正義凜然地大聲疾呼,在斯巴達,只會被認為他是浮誇、不切實際。
     再者,在政治層面上。客蒙與四千名雅典兵勢力的存在,可能會挑起斯巴達人之疑竇。
     事實上,掌控斯巴達城邦所有政事者,如第一卷(《希臘人的故事Ⅰ》)中所述,是每年一次在公民大會上所選出的五人「執政官」,這五位自詡為來古格士憲法的守護者,懷疑客蒙和四千名的雅典士兵滯留在斯巴達,可能會威脅到斯巴達社會結構之穩定,甚至引來崩壞瓦解。
     不管再怎麼支持斯巴達的夥伴——客蒙,終究是施行民主政體的雅典公民。
     對客蒙率領四千名雅典重裝步兵,也就是所謂的雅典中堅市民,讓這樣的四千名雅典公民停留在斯巴達,真正的用意到底是什麼?是讓這五人「執政官」心啟疑竇的主要原因所在。
     藉機前來救援,但其實真正的用意,可能以「救援」之名,卻背地裡操縱今日和斯巴達作對,高舉反抗旗幟的希洛人。或者是,非但未給予援助,還給了斯巴達社會這些最底層的人們一股協助之力量。這真是令人替客蒙感到可憐又不值,其實他只是基於想要幫助斯巴達,才率軍前來。
     對深信自己身負守護斯巴達政體使命的五人「執政官」而言,抱持著懷疑心是無可厚非的,但要他們冷靜去追究這個令人啟「疑竇」的原因,卻是完全不感興趣。因為唯有心存猜忌,之後才能羅織罪名。在第一卷(《希臘人的故事Ⅰ》)中,曾比喻這些「執政官」類似西洋中古時期那些毫無羞恥心的異端審判者,對眾多無證據的百姓施以火烙酷刑,他們天生本質上的疑心並非僅起於開始之初,而是自始至終都是猜忌懷疑的。
     就在不到十年前,於普拉提亞平原把自誇擁有騎兵軍隊的敵人——波斯打得落花流水,使東方世界一聽到斯巴達重裝步兵隊之威名就心驚膽顫的普薩尼亞斯,最後也是因這五位「執政官」的疑心而死於非命。普薩尼亞斯被判罪的理由,是他利用普拉提亞戰役勝利之名來煽動希洛人,並企圖勾結波斯來背叛斯巴達。
     當時所持的這個理由,不過是起於「猜疑」,這在現代無疑地會將其認定是一樁冤案。不幸地,實際的斯巴達城邦,卻是由「五人執政官」來把持城邦政事。
     這些「執政官」用懷疑的眼光來看待滯留在斯巴達的客蒙,其立場當然會產生微妙變化。總有不帶腦袋的人會認為「執政官」們,很快就會消除這樣的疑慮。
     令客蒙想不透的,他是因為斯巴達之請託才來到此地。如今又改口說,請客蒙幫忙的一點小事已經結束,無關緊要了,諸位可以請回了。
     即使已經追趕到伊多枚山中,叛亂者的氣焰仍持續高漲,希洛人的問題根本尚未解決。斯巴達仍執意於要求已迢遠到來的客蒙和雅典援軍,返回雅典。足以顯示這又是一樁來自於「執政官」猜忌心作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