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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的臺前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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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馬勇著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

2016/06/01 (1版 1刷)

I S B N ╱

978-957-11-8546-0

書　　號╱

RH40

頁　　數╱

644

開　　數╱

25K

定　　價╱

580

本書將戊戌政變重新解讀，以最通俗的文字和深入的解析，將戊戌政變的原因始末徹底解答。
一場維新改革需要耗費多少時間精力得以達成？
在那個封建守舊的年代，「維新」兩個字是禁忌？還是希望？

康有為、梁啟超這兩個名字，無論是在幾百年前的中國，或是百年後的現在，都是人人知曉的響亮人物。一八九八年，在那個守舊封建的中國，他們發起了一場「戊戌政變」，意圖翻新中國，實行變法，只為了能帶給中國人民新的「希望」，但當「希望」成了「禁忌」，這場政變最終也只能付諸流水。面對慈禧太后持續的打壓，這場政變最終成了守舊派口中的春秋大夢。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吏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　錄

第一章　拉開政治變革的帷幕　
外交難題與內政改革　
官場來了個年輕人　
激進與保守：中國政治的古老話題　
政治變革悄然發動　

第二章　改革共識與差異　
廢八股還是廢科舉　
一個可以適可而止的新科舉方案　
京師大學堂：新政第一大舉動　
話語權、控制權與利益關切　

第三章　維新陣營：內部爭鬥與外部衝突　
洛陽紙貴：《時務報》的成功　
無法共富貴：《時務報》的內部爭鬥　
湖南新政：中國新希望　
誰是湖南新政的終結者　

第四章　黨爭與利益集團　
王照上書：無關乎新舊　
罷免禮部六堂官　
超常提升四軍機章京　
伴食宰相與寵臣鬥法　
外交調整：党爭的外部資源　

第五章　改革步入深水區　
制度局：廢我軍機？　
懋勤殿：奪我大權？　
裁撤冗署與冗員：官場大地震　

第六章　各路英雄會京城　
一個傳說引發的政治恐慌　
等待伊藤　
李提摩太來了　
袁世凱進京　
綠林好漢也來了　

第七章　想像衝突與衝突想像　
楊銳建議成了政局轉變的關鍵　
康有為鋌而走險　
政局變動中的日本因素　

第八章　破綻在哪里　
刀逼袁世凱　
皇太后突然回宮　
康有為悄然出走　

第九章　政治轉折關鍵點　
其實沒有誰告密　
重建垂簾體制　
「多餘的話」：康廣仁究竟說了什麼　
第一批抓捕　

第十章　政治清理：為了再出發　
國際干預：挽救張蔭桓　
誅殺六君子　
清查與防止擴大化　
黑暗終歸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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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拉開政治變革的帷幕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痛苦的歷史記憶。問題是如何面對這種苦難，是從此消沉、墮落，還是奮力改變？
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和第二年的《馬關條約》，是近代中國人的痛苦記憶。中國人第一次知道，單純的經濟增長並不能使國家真正強大，更不能贏得國際的尊重，中國必須改變先前三十多年的發展模式，必須逐漸消除、減弱自己的特色，逐步與世界同步。知恥而後勇，這是中國聖人的教誨。中國在經歷了空前的奇恥大辱之後重新起步，追隨對手走上維新道路，僅僅兩年的時間，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極大改變，國際資本看好中國，巨額資金砸到中國，中國經濟地圖日新月異，中國人信心倍增。
外交難題與內政改革
此時中國的發展呈現出一種良性態勢，外國資本之所以看好中國，是因為中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開始有意識地進行政治改革方面的嘗試，試圖為國家提供一種長期穩定的保障，湖南的維新運動、各地的新政實踐，都充分表明這個古老的國家在經歷了大失敗之後的大覺醒。
然而，一片升平景象中突然出現一個尷尬，一個外交難題突然而至。而此時的中國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還像一個雛兒。
這個外交難題來自德國。德國在這之前確實有恩於中國，那是它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拍案而起，仗義執言，聯合俄國和法國，逼迫日本放棄對遼東半島的割讓，儘管中國為此增加了一筆三千萬兩的「贖遼費」，但畢竟保全了中國本土。
不過，三國干涉還遼也留下了巨大的隱患。三國都覺得自己有恩於中國，中國應該對他們的貢獻給予回報。於是德國人向中國提出租借膠州灣；俄國人誘逼中國簽訂秘密條約，逐步使中國東北地區成為沙俄勢力範圍；法國人不甘落後，也提出與德國差不多的要求。
中國是一個知恩圖報的民族，從來不會忘記在危難中幫助過自己的人。特別是考慮到中德貿易額迅速增長的事實，大致同意德國在東部沿海找一個地方建立儲煤屯船的海軍基地，一是有利於保護中德之間的商業往來，一是有利於遠東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均衡。只是中國行政體制的官僚主義太厲害了，中德之間就這個問題的談判一拖再拖，嚴謹的德國佬終於忍耐不住了，決定利用或者製造藉口，強行武裝佔領膠州灣，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國方面答應。
這場外交遊戲當然需要冠冕堂皇的藉口。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被殺害，這終於為德國人提供了絕佳藉口。德皇威廉二世獲悉這一消息後沒有表現出絲毫悲傷，反而情不自禁地感謝中國人為他們提供了理由，迅即下令德國遠東艦隊不惜代價佔領膠州灣。
十一月十三日，德國艦隊向膠州灣中國守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清軍在四十八小時內全部撤退。巨野教案的是非曲直不必討論，兩名傳教士死亡確實是個問題，清政府礙於此點無法強硬以對，況且中國剛經歷過甲午戰爭，此時也真的無法輕啟兵釁。清政府一方面尋求列強幫忙勸阻德國人，一方面下令清軍鎮靜以待，不要讓德國人尋找新的理由。
清政府的忍讓並沒有阻止住德國人佔領膠州灣的步伐，而俄國人在清政府的請求下，先是答應勸阻德國人，繼則與德國人合謀，狼狽為奸。俄國艦隊於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佔領了旅順和大連灣。
德俄兩國的不義之舉無疑是中國的外交失敗，特別是俄國剛剛與中國簽訂過密約，保證中國二十年無事，現在自己動手將三國干涉還遼要回來的大部分東西重新拿走，這不僅使中國政府極其尷尬，也使吐出這塊肥肉的日本人心裏很不是滋味。所以，中德、中俄之間的秘密外交，被具有日資背景的《國聞報》獲悉，《國聞報》立即發表言辭犀利的政治評論，批評德俄兩國政府的強盜邏輯，進而批評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強調中國的出路只有加快政治改革，急謀自立之道，緊隨世界潮流。只有自立，才能救亡；只有自身強大，才能謀取和平，以戰止戰。
《國聞報》的政治評論主要出自嚴複之手。作為北洋水師學堂總監督，嚴複對甲午戰爭有著常人所難以理喻的情結。他的同學、學生，不知有多少人死於這次戰爭，所以他不僅密切關注這場戰爭的每一個進展，而且在這場戰爭剛剛結束時就大受刺激，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檄文，探討中國失敗的深層原因，並著手翻譯《天演論》，期待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促使中國人從迷夢中驚醒。所以當德國、俄國背信棄義，用強力掠奪中國，強佔膠州灣、大連灣和旅順口時，嚴複實在忍不住內心的憤怒，再次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嚴複激烈的政治言論深刻影響了中國知識份子，南方知識份子如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同樣具有亡國的幻滅感，他們甚至試圖改變湖南維新運動的性質，以為亡國之後圖，計畫假如北方局勢持續惡化，他們就以湖南為基地策動南部中國獨立，為將來的民族重生奠定基礎。
亡國的幻滅感促動了政治激進主義迅速崛起，梁啟超開始以時務學堂為基地宣揚政治變革，以為中國君主權力日尊過盛，人民的政治權力日衰遞減，可能是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對症下藥，中國的政治變革就是要擴展人民的政治權利，還政於民，像西方那樣設立議院，約束君權，限制君權。梁啟超甚至還與學生們討論改正朔易服色也就是改朝換代的可能性，這在正統思想者看來無疑超出了大清王朝的政治紀律。
梁啟超的異端思想並不是孤立的奇思妙想，這裏既有其師康有為思想異端的學理根據，也是梁啟超那批朋友曾經討論過的問題，譚嗣同明確認為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君主專制，兩千年中國社會停滯不前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獨夫民賊」把持政權且無所約束，所以他號召中國人沖決網羅，廢君統，倡民主，建設和西方一樣的近代國家。
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政治激進主義深刻影響了湖南維新運動的進程，湖南新政由先前比較單純地發展近代經濟向政治體制改革轉變。課吏館、保衛局等一系列新機構逐步設立，具有近代意義的文官體制、員警體制開始嘗試。因膠州灣事件刺激而創辦的南學會，則逐步發展成一個地方議會組織，以為將來中國大局發生危險時，能使湖南像日本幕府末年的地方勢力一樣，強藩聯合，推動全國進步和民族重建。
湖南的政治激進主義後來引發許多不必要的政治衝突，原本受到湖南各方面歡迎的梁啟超簡直是被驅逐出境。好在梁啟超在此之前已經離開了湖南，追隨其師康有為重回京師大展身手去了。
膠州灣事件發生時，康有為正在北京。他此次北京之行雖然不是為外交危機而來，但他對政治的天生敏感和熱情，使他很快因膠州灣事件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在北京的這段時間，康有為利用自己的人脈，與政治高層廣泛接觸，他雖然與這些政治高層有著地位上的懸殊，但這並不影響他對他們發表對這些外交危機的看法，在過去的若干年中，康有為曾就中國政治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向清政府表達過意見，那幾次上書雖然都沒有取得具體效果，但康有為的名字在京城官場似乎並不陌生。所以，膠州灣危機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難題，但對康有為來說，無疑因此而獲得了一個難得的發言機會。據他後來描述，膠州灣事件確實給他極度脆弱的心靈以致命打擊，愛國保種之心油然而生，深夜中常常暗自流淚，仰天痛哭，並奮筆疾書，草就一份建議書，坦率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這份後來被稱為《上清帝第五書》的檔中，康有為並沒有就事論事探討膠州灣外交危機的處理方式，而是從國際大背景詳盡分析中國的處境，從政治的高度為中國指點未來出路。康有為認為，甲午戰後三年來，列強看到了中國的發展，但也產生了某些忌妒或遏制的心理，因而在西方國家中，一個重要的輿論就是謀劃怎樣瓜分中國。這才是中國面臨的真正危機。
基於這種判斷，康有為認為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只是西方國家瓜分中國的第一步，是給西方國家提供經驗。德國如果因此而成功，那麼勢必激發其他國家起而仿效，中國必將面對列強更大的壓力，甚至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於是康有為鄭重警告清廷主政諸公：列強計謀得逞，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根據康有為的分析，儘管中國在甲午戰後，在度過了難得的三年「維新時代」之後，依然不被列強視為一個正常國家，依然被他們任意欺淩，主要還是由於中國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昧無知，不知天下大勢，不知變法圖存，得過且過。結果，中國經過了三年「維新時代」不是越來越強，而是越來越弱，越來越不被人瞧得起：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凡此，都是中國大病根。
知道了中國問題癥結之所在，康有為當然比較容易提出自己的治療方案。他的基本意見是中國的外交危機不要機械地從外交上找原因，而應該打開思路，從內政上找出路。中國不能在內政上、在政治上有辦法，不能練好內功，不能使中國儘快以民主國家的形態出現在世界舞臺，那麼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處境依然不會改變，中國依然是被欺淩、被侮辱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