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的臺前幕後
作  者╱
馬勇著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
2016/06/01   (1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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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957-11-8546-0
書  號╱
RH40
頁  數╱
644
開  數╱
25K
定  價╱
580


本書將戊戌政變重新解讀,以最通俗的文字和深入的解析,將戊戌政變的原因始末徹底解答。
一場維新改革需要耗費多少時間精力得以達成?
在那個封建守舊的年代,「維新」兩個字是禁忌?還是希望?

康有為、梁啟超這兩個名字,無論是在幾百年前的中國,或是百年後的現在,都是人人知曉的響亮人物。一八九八年,在那個守舊封建的中國,他們發起了一場「戊戌政變」,意圖翻新中國,實行變法,只為了能帶給中國人民新的「希望」,但當「希望」成了「禁忌」,這場政變最終也只能付諸流水。面對慈禧太后持續的打壓,這場政變最終成了守舊派口中的春秋大夢。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吏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 錄

第一章 拉開政治變革的帷幕 
外交難題與內政改革 
官場來了個年輕人 
激進與保守:中國政治的古老話題 
政治變革悄然發動 

第二章 改革共識與差異 
廢八股還是廢科舉 
一個可以適可而止的新科舉方案 
京師大學堂:新政第一大舉動 
話語權、控制權與利益關切 

第三章 維新陣營:內部爭鬥與外部衝突 
洛陽紙貴:《時務報》的成功 
無法共富貴:《時務報》的內部爭鬥 
湖南新政:中國新希望 
誰是湖南新政的終結者 

第四章 黨爭與利益集團 
王照上書:無關乎新舊 
罷免禮部六堂官 
超常提升四軍機章京 
伴食宰相與寵臣鬥法 
外交調整:党爭的外部資源 

第五章 改革步入深水區 
制度局:廢我軍機? 
懋勤殿:奪我大權? 
裁撤冗署與冗員:官場大地震 

第六章 各路英雄會京城 
一個傳說引發的政治恐慌 
等待伊藤 
李提摩太來了 
袁世凱進京 
綠林好漢也來了 

第七章 想像衝突與衝突想像 
楊銳建議成了政局轉變的關鍵 
康有為鋌而走險 
政局變動中的日本因素 

第八章 破綻在哪里 
刀逼袁世凱 
皇太后突然回宮 
康有為悄然出走 

第九章 政治轉折關鍵點 
其實沒有誰告密 
重建垂簾體制 
「多餘的話」:康廣仁究竟說了什麼 
第一批抓捕 

第十章 政治清理:為了再出發 
國際干預:挽救張蔭桓 
誅殺六君子 
清查與防止擴大化 
黑暗終歸會過去 

跨域閱讀大補帖
─從歷史、文明
最初開始(全套
2冊)
跨領域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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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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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歷史?
反璞歸真─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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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你的歷史觀
:連歷史老師也
不知道的史實




第一章 拉開政治變革的帷幕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痛苦的歷史記憶。問題是如何面對這種苦難,是從此消沉、墮落,還是奮力改變?
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和第二年的《馬關條約》,是近代中國人的痛苦記憶。中國人第一次知道,單純的經濟增長並不能使國家真正強大,更不能贏得國際的尊重,中國必須改變先前三十多年的發展模式,必須逐漸消除、減弱自己的特色,逐步與世界同步。知恥而後勇,這是中國聖人的教誨。中國在經歷了空前的奇恥大辱之後重新起步,追隨對手走上維新道路,僅僅兩年的時間,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極大改變,國際資本看好中國,巨額資金砸到中國,中國經濟地圖日新月異,中國人信心倍增。
外交難題與內政改革
此時中國的發展呈現出一種良性態勢,外國資本之所以看好中國,是因為中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開始有意識地進行政治改革方面的嘗試,試圖為國家提供一種長期穩定的保障,湖南的維新運動、各地的新政實踐,都充分表明這個古老的國家在經歷了大失敗之後的大覺醒。
然而,一片升平景象中突然出現一個尷尬,一個外交難題突然而至。而此時的中國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還像一個雛兒。
這個外交難題來自德國。德國在這之前確實有恩於中國,那是它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拍案而起,仗義執言,聯合俄國和法國,逼迫日本放棄對遼東半島的割讓,儘管中國為此增加了一筆三千萬兩的「贖遼費」,但畢竟保全了中國本土。
不過,三國干涉還遼也留下了巨大的隱患。三國都覺得自己有恩於中國,中國應該對他們的貢獻給予回報。於是德國人向中國提出租借膠州灣;俄國人誘逼中國簽訂秘密條約,逐步使中國東北地區成為沙俄勢力範圍;法國人不甘落後,也提出與德國差不多的要求。
中國是一個知恩圖報的民族,從來不會忘記在危難中幫助過自己的人。特別是考慮到中德貿易額迅速增長的事實,大致同意德國在東部沿海找一個地方建立儲煤屯船的海軍基地,一是有利於保護中德之間的商業往來,一是有利於遠東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均衡。只是中國行政體制的官僚主義太厲害了,中德之間就這個問題的談判一拖再拖,嚴謹的德國佬終於忍耐不住了,決定利用或者製造藉口,強行武裝佔領膠州灣,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國方面答應。
這場外交遊戲當然需要冠冕堂皇的藉口。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被殺害,這終於為德國人提供了絕佳藉口。德皇威廉二世獲悉這一消息後沒有表現出絲毫悲傷,反而情不自禁地感謝中國人為他們提供了理由,迅即下令德國遠東艦隊不惜代價佔領膠州灣。
十一月十三日,德國艦隊向膠州灣中國守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清軍在四十八小時內全部撤退。巨野教案的是非曲直不必討論,兩名傳教士死亡確實是個問題,清政府礙於此點無法強硬以對,況且中國剛經歷過甲午戰爭,此時也真的無法輕啟兵釁。清政府一方面尋求列強幫忙勸阻德國人,一方面下令清軍鎮靜以待,不要讓德國人尋找新的理由。
清政府的忍讓並沒有阻止住德國人佔領膠州灣的步伐,而俄國人在清政府的請求下,先是答應勸阻德國人,繼則與德國人合謀,狼狽為奸。俄國艦隊於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佔領了旅順和大連灣。
德俄兩國的不義之舉無疑是中國的外交失敗,特別是俄國剛剛與中國簽訂過密約,保證中國二十年無事,現在自己動手將三國干涉還遼要回來的大部分東西重新拿走,這不僅使中國政府極其尷尬,也使吐出這塊肥肉的日本人心堳雂ㄛO滋味。所以,中德、中俄之間的秘密外交,被具有日資背景的《國聞報》獲悉,《國聞報》立即發表言辭犀利的政治評論,批評德俄兩國政府的強盜邏輯,進而批評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強調中國的出路只有加快政治改革,急謀自立之道,緊隨世界潮流。只有自立,才能救亡;只有自身強大,才能謀取和平,以戰止戰。
《國聞報》的政治評論主要出自嚴複之手。作為北洋水師學堂總監督,嚴複對甲午戰爭有著常人所難以理喻的情結。他的同學、學生,不知有多少人死於這次戰爭,所以他不僅密切關注這場戰爭的每一個進展,而且在這場戰爭剛剛結束時就大受刺激,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檄文,探討中國失敗的深層原因,並著手翻譯《天演論》,期待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促使中國人從迷夢中驚醒。所以當德國、俄國背信棄義,用強力掠奪中國,強佔膠州灣、大連灣和旅順口時,嚴複實在忍不住內心的憤怒,再次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嚴複激烈的政治言論深刻影響了中國知識份子,南方知識份子如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同樣具有亡國的幻滅感,他們甚至試圖改變湖南維新運動的性質,以為亡國之後圖,計畫假如北方局勢持續惡化,他們就以湖南為基地策動南部中國獨立,為將來的民族重生奠定基礎。
亡國的幻滅感促動了政治激進主義迅速崛起,梁啟超開始以時務學堂為基地宣揚政治變革,以為中國君主權力日尊過盛,人民的政治權力日衰遞減,可能是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對症下藥,中國的政治變革就是要擴展人民的政治權利,還政於民,像西方那樣設立議院,約束君權,限制君權。梁啟超甚至還與學生們討論改正朔易服色也就是改朝換代的可能性,這在正統思想者看來無疑超出了大清王朝的政治紀律。
梁啟超的異端思想並不是孤立的奇思妙想,這堿J有其師康有為思想異端的學理根據,也是梁啟超那批朋友曾經討論過的問題,譚嗣同明確認為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君主專制,兩千年中國社會停滯不前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獨夫民賊」把持政權且無所約束,所以他號召中國人沖決網羅,廢君統,倡民主,建設和西方一樣的近代國家。
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政治激進主義深刻影響了湖南維新運動的進程,湖南新政由先前比較單純地發展近代經濟向政治體制改革轉變。課吏館、保衛局等一系列新機構逐步設立,具有近代意義的文官體制、員警體制開始嘗試。因膠州灣事件刺激而創辦的南學會,則逐步發展成一個地方議會組織,以為將來中國大局發生危險時,能使湖南像日本幕府末年的地方勢力一樣,強藩聯合,推動全國進步和民族重建。
湖南的政治激進主義後來引發許多不必要的政治衝突,原本受到湖南各方面歡迎的梁啟超簡直是被驅逐出境。好在梁啟超在此之前已經離開了湖南,追隨其師康有為重回京師大展身手去了。
膠州灣事件發生時,康有為正在北京。他此次北京之行雖然不是為外交危機而來,但他對政治的天生敏感和熱情,使他很快因膠州灣事件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在北京的這段時間,康有為利用自己的人脈,與政治高層廣泛接觸,他雖然與這些政治高層有著地位上的懸殊,但這並不影響他對他們發表對這些外交危機的看法,在過去的若干年中,康有為曾就中國政治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向清政府表達過意見,那幾次上書雖然都沒有取得具體效果,但康有為的名字在京城官場似乎並不陌生。所以,膠州灣危機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難題,但對康有為來說,無疑因此而獲得了一個難得的發言機會。據他後來描述,膠州灣事件確實給他極度脆弱的心靈以致命打擊,愛國保種之心油然而生,深夜中常常暗自流淚,仰天痛哭,並奮筆疾書,草就一份建議書,坦率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這份後來被稱為《上清帝第五書》的檔中,康有為並沒有就事論事探討膠州灣外交危機的處理方式,而是從國際大背景詳盡分析中國的處境,從政治的高度為中國指點未來出路。康有為認為,甲午戰後三年來,列強看到了中國的發展,但也產生了某些忌妒或遏制的心理,因而在西方國家中,一個重要的輿論就是謀劃怎樣瓜分中國。這才是中國面臨的真正危機。
基於這種判斷,康有為認為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只是西方國家瓜分中國的第一步,是給西方國家提供經驗。德國如果因此而成功,那麼勢必激發其他國家起而仿效,中國必將面對列強更大的壓力,甚至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於是康有為鄭重警告清廷主政諸公:列強計謀得逞,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根據康有為的分析,儘管中國在甲午戰後,在度過了難得的三年「維新時代」之後,依然不被列強視為一個正常國家,依然被他們任意欺淩,主要還是由於中國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昧無知,不知天下大勢,不知變法圖存,得過且過。結果,中國經過了三年「維新時代」不是越來越強,而是越來越弱,越來越不被人瞧得起: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凡此,都是中國大病根。
知道了中國問題癥結之所在,康有為當然比較容易提出自己的治療方案。他的基本意見是中國的外交危機不要機械地從外交上找原因,而應該打開思路,從內政上找出路。中國不能在內政上、在政治上有辦法,不能練好內功,不能使中國儘快以民主國家的形態出現在世界舞臺,那麼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處境依然不會改變,中國依然是被欺淩、被侮辱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