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時代的曙光
作  者╱
馬亮寬、李泉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
2013/08/01   (1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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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957-11-7198-2
書  號╱
RB12
頁  數╱
472
開  數╱
25K
定  價╱
500 (特價 395)

※書籍推薦人
前台大校長李嗣涔真情推薦

馬亮寬
一九五九年生,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爾後年分別獲南開大學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現為聊城大學歷史學教授、研究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社會史、士人知識份子等專題研究。曾出版《齊魯士人與秦漢社會》、《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傅斯年社會政治活動與思想研究》等著作,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五十多篇,論著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一定影響。

李泉
一九四九年生,畢業於聊城師範學院。現任聊城大學歷史學教授、運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社會史、中國史學史、運河文化史,共出版《傅斯年學術評傳》、《中國古代社會史通論》、《山東運河文化研究》等專著六部,在《中國史研究》、《文獻》等刊物發表論文五十餘篇。

目 錄
壹、求學歲月:貫通中西學問
貳、嘔心瀝血: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
參、學術成就:史料學派的主帥
肆、抗日救亡:狂熱的愛國者
伍、參政議政:名動朝野「傅大炮」
陸、政治抉擇:不植高原復何悔
柒、回歸教育:在臺灣最後的歲月
參考文獻
後 記

毛澤東祕錄
新人生觀
遇見張愛玲─她
從海上來
回首̶
6;揮手─李家

唯我獨尊─科比
布萊恩
籃球之神與最接
近神的男人(全
套2冊)




壹、求學歲月:貫通中西學問
一、家世與家學
  傅斯年字孟真,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舊曆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山東聊城北門裡祖宅。他的家世可以說是典型的書香門第、破落的官宦世家。傅斯年在家鄉生活了十三年,幼年和少年時期的生活環境和接受的教育,在他一生的思想和行為方面打下了深刻的印痕。

(一)開代文章第一家
  傅斯年的故鄉聊城,自古是華北平原上的重鎮。春秋戰國時期,其地屬齊國,西接韓趙,北通幽燕,南襟魯衛,既是兵家爭戰之地,「築城屯兵為齊之要地,各國諸侯皆爭衡於此」【1】(注釋,套RB11注釋格式),又是齊魯文化、三晉文化及戎燕文化交流融滙之處。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滙使得該地區文化積澱豐厚,內涵豐富多姿,雖說不上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但也孕育了不少風流人物。才智卓越之士、謀國經邦之臣歷代不絕,鴻儒賢相連翩鵲起,騷客智士蜂湧輩出,如伊尹、馬周經邦之才,程昱、王旦謀國之忠,魯仲連、華歆處世之智,孫臏、王顏章治軍之能,都是彪炳史冊的。
  聊城自漢代置縣,延續至今,一直為地方州府縣治所,是華北平原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元代定都北京(時稱大都),聊城成為近畿地區。元王朝為交通便利,開會通河。大運河穿聊城而過,聊城更得南北交通之便,北通京師,南連三吳,被史家譽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會」,交通便利,加上物產豐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到明清時期,聊城及周邊地區,成為全國著名的糧棉產區和紡織品的貿易中心。天下豪商大賈雲集,「往來船舶,絡繹不絕」,「兵民雜集,商賈萃止,駢檣列肆,雲蒸霧滃」,以致城內「賈寓旅舍,幾不能容。」各地商人競相在聊城內興建會館公所,開辦商號、店鋪、作坊,與本地工商業者所建交錯布列,鱗次櫛比,使聊城成為一座繁榮的工商業城市,在明清兩代一直為山東西部三大商埠之一。
  交通的發達,經濟的繁榮,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的昌盛。明代中期以後,聊城及其周圍各州縣私塾遍布,書院林立。文人騷客,儒士縉紳來此會客訪友,傳播學術,交流信息,促進了儒學教育的普及和發達,陶冶了無數才華卓越之士,成就了眾多官宦書香世家。據記載:明清兩代錄取的山東籍進士共四千零四十七人,狀元十一人,其中隸屬於東昌府州縣籍者,進士二百九十人,狀元三人,僅聊城縣就有進士五十五人,狀元二人。由此可見,明清時期的聊城確實是「科目鼎盛,賢士輩出」之地,被視為魯西「八股文化」的中心不無道理。
  顯然,在明清時期,某些地區因得天時地利,經濟發達,文化昌盛,尤其是儒家文化得以廣泛傳播。社會教化與文化昌盛是同步的。在儒家文化廣泛傳播的地區,自然是教化普施,民風淳厚,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理念深受儒家思想觀念的影響。考察聊城的歷史,明清時期形成的聊城世風明顯具有這種特點。這個時期興起的幾個家族和大批官宦士紳,差不多也都具有這種特徵。《聊城縣誌》記載:「其人樸願而茂,雖循習故事,憚於興革,然無有桀黠漁食,持長吏長短者。租賦不待督,輒先期報竣,最稱易治。」世風淳厚是文化發達、社會教化的結果。而淳厚的世風又陶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循吏良士。因此,這個地區「士多才俊,文風為諸邑冠,武風亦極一時之盛。」文化昌盛,其社會成員的整體素質就高,社會發展也相對健康,具體表現是孕育和培養了幾個大的具有書香傳統的世家大族。這幾個書香世家的傳承和發展,不僅代表了聊城當時的世風,而且也是當時整個傳統社會的縮影。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則凝聚著社會文化的基因,表現了深厚的區域文化的積澱,傅斯年一生的性情和品格就具有這種區域文化的特徵。
  傳統史書將明清時期聊城的世家大族歸納為「八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任、鄧、朱、傅、耿、楊諸家,這幾家大都興起於明中期以後,其中任、朱、傅都發跡於清初,楊家則在清中期興起。幾家的共同特點是:第一,初始階段,致力於研習儒家經典,經科舉取得功名,進入仕途,逐步升遷,進入統治集團核心。第二,恪守儒家信條,以忠孝節義相標榜,忠君、孝親、敬老、愛幼、和睦家族、友愛鄉里。第三,重視教育,尤其是重視儒家文化的教育,培養子女,進行封建道統的說教,使子孫代代成三綱八目的典型,維持家族的名譽、地位、傳承。第四,由於幾個家族都遵奉儒家文化,世代從科舉正途出身,又多是親民的官吏,所以各家族往往以忠正廉潔、率直敢為相標榜,各個時代都出現了一些忠臣廉吏,孝子賢士。這些人又多在家鄉設立條教、制定鄉規民約、表率鄉里,由此形成了忠義賢良、勇敢向上的世風,造就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賢良義士。傅斯年家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家族。
  傅斯年所出身的聊城八大家族之一的傅氏,初發於明中期,興盛於清代初年,逐步發展成為聊城的名門望族。
  傅斯年遠祖名叫傅回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今江西省永豐縣),明朝憲宗成化年間出任山東冠縣縣令,當時聊城為東昌府府治,冠縣為其屬縣。傅回祖生有七子,任滿返回故鄉,其夫人李氏不願隨行,於是傅回祖便攜四子南歸,留其三子侍奉夫人,這三子一居冠縣,一居博平,一子名叫傅祥,居聊城,是傅斯年的直系祖先。
  當時聊城正是經濟文化發展上升時期,大運河穿城東而過,北通京師,南達三吳,是當時經濟發達地區,經濟、文化都在迅速發展,形成了魯西「八股文化」的中心。傅祥及其子孫,借重聊城的經濟優勢,靠經商起家。他出身官宦家庭,本人也有較高的文化素養,且處於濃重的八股文化環境之中,因此十分重視詩書傳家,督責子孫攻讀舉子之業,學習八股文,每每親自「口授章句」,並「引古人及郡先達」激勵他們奮發向上,建立功業,故而傅氏家族逐漸形成了詩書傳家的傳統,代代相繼。
  傅祥五傳到傅以漸,終於振興了傅氏家族,奠定了傅氏名門望族的基礎。傅以漸字於磬,號星岩,生於明萬曆三十七(西元一六○九)年,七歲入塾館系統學習儒學經典,曾從師於當時名儒孫興等人。由於明朝末年宦官專權,社會黑暗,政治腐敗,科場舞弊成風,傅以漸直到三十五歲仍未取得任何功名。一六四四年,江山易姓,清廷入主中原,為了搜羅人才,籠絡士人,入關的第二年,便恢復科舉制度。傅以漸投身科場,鄉試中舉,翌年(一六四六年)入京會試,得中貢士。殿試對策時被擢為一甲第一名,成為清王朝的第一位狀元,授內宏文院修撰,後累次遷升,一六五四年升為內祕書院大學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為國史院大學士。一六五八年清仿明制改內三院(內宏文院、內國史院、內祕書院)為內閣,逐步確立三殿三閣制,授傅以漸為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職銜,成為名副其實的宰相。為示恩寵,順治帝又封贈傅以漸的曾祖父傅諭、祖父傅天榮、父親傅恩敬俱為光祿大夫、少保加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加一級之勳號。自此以後,聊城傅氏便榮冠當世,澤及後代,成為魯西的名門望族。
  據史書記載:傅以漸「方面豐頤,頦下多髯,偉腰大腹」,居官尚稱清廉,「每聞百姓疾苦,若切於身,閭裡有義舉,必贊成之。自處無異寒素,汲獎後進,惟恐不及,未嘗有疾言遽色」。【2】但是傅斯年成人後,從不向人提及他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為榮,其原因是傅以漸在明清易鼎之際,出仕清朝,有違漢族士人的民族氣節,由此可看出傅斯年的民族意識。
  傅以漸以後,傅氏成為典型的官宦世家,獲取功名,中舉人、進士、為庠生、太學生者不下百餘人,在朝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幾代不絕。傅以漸三傳至傅繼勳,字玉溪,號湘屏,是傅斯年的曾祖父,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拔貢,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名臣李鴻章、丁寶楨都是其門生。傅繼勳有子七人,其第三子傅淦,便是傅斯年的祖父。
  傅斯年在填寫個人履歷時往往上至曾祖父,但是他出生時,曾祖父已去世多年,曾祖父以上對傅斯年的影響都是間接的。直接影響傅斯年個性和品格的是傅斯年的祖父和父母,其中在家庭方面影響傅斯年一生品行和思想作風的,主要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和母親李夫人。

(二)書香世家
  傅淦字笠泉,生於道光二十五(一八四五)年,少負才名,博通經史,工詩書畫,尤以書法知名,且文武雙全,又精通醫道。同治十二(一八七三)年拔貢,但他自甘淡泊,不樂仕進,取得貢生資格後,便絕意仕途,終生不參加科試。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遊,樂善好施,赴義唯恐後人。傅淦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析籍分家時,他將祖上的樓房全部讓給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馬廄。由此可看出他的作風和氣度。傅淦娶山東淮縣陳阡之女陳梅為妻。陳阡官至江西巡撫,陪送女兒的嫁妝頗豐,但傅淦書生本色,輕財重義,不善理家,又無固定收入,分家以後,坐吃山空。婚後不久,長子旭安出世,接著次子、三子相繼出世,人增物耗,家財日減,日趨沒落。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違心地出外謀職以養家。正好此時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事務大臣,來信讓傅淦去天津,打算為這位世弟安排一個職務。傅淦接信後考慮再三,決意去天津一次。他到天津去督署見李鴻章時,適值李鴻章有緊急公務,只安排他住安徽會館,準備處理完公務,第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興,以為慢待自己,次日一早便不辭而別,李鴻章第二天去安徽會館尋他不見,才知已回山東,氣得頓足歎氣【3】。
  傅淦自此不再外遊,以教塾館掙錢養家糊口,或靠賣字畫換些潤筆貼補家計。無奈杯水車薪,加上不善謀計,隨意使用,不夠便典賣夫人嫁妝,夫人嫁妝雖豐,但不到幾年也幾乎典賣一空,從此更是入不敷出,家境進一步衰落。
  傅斯年出生時,雖其相府宅第還巍峨壯觀,其院落尚相當齊整,標誌門第顯赫的「相府」與「狀元及第」兩塊金字匾額依然高懸,二重門上的御筆「聖朝元老」橫書金匾、門框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對聯「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依然引人注目,但這些裝飾已無法遮掩日趨衰敗的景象,只不過如《紅樓夢》所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而已。儘管如此,傅斯年的出生依然給這個日益破落的世家帶來了喜悅。
  傅旭安得此貴子,喜不待言,傅淦五十二歲得此長孫,更是分外高興。據記載,傅淦自傅斯年出生,就不再遠出,以含飴弄孫為樂。在傅斯年三、四歲時,就開始教其識字,背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童讀物。傅斯年同鄉同學聶湘溪曾介紹傅斯年祖孫二人生活情況說:「孟真四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到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歷史故事,從盤古開天闢地,系統地講到明朝,歷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在他的幼小心靈裡就埋下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其後能成為歷史學家,委以歷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4】
  傅淦自己痛恨清末政治黑暗,不願入仕,頗有疾惡如仇的正義感,有一個故事很能說明他的政治態度。他有一次出外遊歷,行至山西介休,有兩個宦官充軍西北,道經此地,其中一個忽染重病,求傅淦診治,他拒絕說:「生平不為無鳥之人看病!」另一宦官長跪哀求,他不得已答應。病癒後,宦官贈他銀兩,他把銀子從門中擲出,並且說:「生平不要無鳥者之錢。」【5】之所以如此,他以為歷代弊政,許多是因宦官幹政而致,而明清兩代後期尤甚,因此痛恨宦官。由此事看出,痛恨宦官幹政是傅淦淡泊功名的原因之一,不滿清王朝後期政治腐敗社會黑暗,不願為之效力,恐怕是更深層的原因。他對傅斯年講述的二十四史歷史故事,也必然帶有自己的感情,對歷史人物進行別擇與褒貶,在傅斯年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刻影響。
  傅淦自甘淡泊,但對傅斯年的教育毫不放鬆。傅斯年不滿五歲,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入了私塾,並且選了最好的塾館。傅斯年的啟蒙先生孫達宸,也是一名拔貢,學問好,有文才,教書認真且教學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學生獲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達四十多人。其塾館設在聊城古樓北街路東,距傅斯年家約四五百米,步行上學比較方便。在孫氏塾館就讀一段時間後,與傅家有世誼的朱家出資請另一位塾師馬殿仁到家開館授徒,因朱家離傅家更近加上世交,於是傅斯年與朱家子弟朱笠升等人一起,轉入朱家塾館就讀。傅斯年放學回家後,其祖父則在家課讀,督導他讀書習字,不准其有絲毫懈怠。
  傅淦的教誨,對傅斯年一生影響甚巨。傅斯年成年後曾對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儘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6】傅斯年一生堅持參政而不從政,為人常懷俠義之心,率直而有豪氣等人品與作風都深受其祖父影響。
  對傅斯年影響較大的另一位親人是傅斯年的母親。傅斯年母親姓李,閨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賀家海人。李夫人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雖然識字不多,但卻接受了嚴格的家庭教育,賢孝識大體。傅斯年父親中年病逝,李夫人既要孝養高年公婆,又要撫育幼年雙子,家境日趨貧寒,可以說克勤克儉,備嘗艱辛。但李夫人頗有器識,一身承荷家庭重擔,百般籌畫,維持全家生活。由於傅旭安生前為人仁厚,待遇友朋學生以恩義相接,去世後,友朋學生對傅家頗為關心。他們共同湊集一部分錢,托傅旭安的兩個學生周祖瀾、范玉波二先生代存生息,維持傅氏家計。弟子們感念傅旭安生前恩德,每年春節前,相約派一人來聊城,給師母送來一些春節所需食物用品,並在聊城的商號裡為傅斯年存一些銀兩以貼補來年家用。李夫人一家五口,沒有其他生活來源,單靠這些實不敷家用,儘管她精打細算,百般節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難以維持。有時萬不得已,她便從頹垣斷壁中拆一些磚瓦變賣,但這些都只能解決一時急需,不能作為長久的生活來源。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到了後來,房屋破舊損壞,亦無力修補。據記載,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著幼子,頭上撐著一把雨傘遮蓋,其家庭狀況可見一斑。即便如此,李夫人仍嚴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讀書,一切費用無論如何困難自己也一力承擔,不使兄弟二人失學,並母兼父職,督責甚嚴,斯年兄弟如有過錯,立予責罰,形成了無上的權威,據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回憶:直到傅斯年成名以後,李夫人一旦發怒,傅斯年便長跪不起,李夫人息怒後,傅斯年才溫言勸說解釋。
  李夫人娘家在鄉村,有時傅斯年隨母親到外祖母家小住,因而對農村的生活有所體驗,對貧困農民的生活有較詳細的了解。十幾年後,他撰寫了《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就是他這個時期的觀察和了解之所得,也是他後來積極提倡社會革命、改造國民性、推行農村改革、在農村實施義務教育等思想的基礎。他在文中強調:「我雖是山東人,過了兒童時代即不常在山東住,而且東部各縣的情況我是茫然,我只對於濟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親身觀察過……所以我現在專記山東一部分的社會的一部分——農民社會——所說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識」【7】他在文章中對魯西一帶農民的生活進行了詳細的記述,如他對農民一天的生活記述說:

  一個農夫在農作時的一日生活如下:晨五時起來,整備好用畜和用具,趕緊吃了早飯(或不吃,待人送),趕到地上,工作到午;家裡的人把午飯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時,忙時乃至六七時;回家,吃晚飯,趁空磨麵、碾米;八九時就寢;但夜間以須飼牲畜之故,起來三四次。在收穫時,有時須借月光在田中或場上勞動,必在地頭上睡覺,所以勞動的時間竟達二十餘小時。若當恰恰成熟時,怕被人偷或天氣改變,便徹夜不眠。一個農婦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時起來,煮飯,飯後洗濯器具。午間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時又是一遍。有小兒女的,自然要伺應他;不過除吃好奶時,都是用布束著,放在一旁,有時放在沙土布袋裡。到四五歲時,就全不管了;七八歲時,便要幫大人工作了。農婦管田地以外的一切農家事務,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還有晒菜、磨面、喂豬等等職務。紡線、織粗布、繅絲、編帽辮,都是整日徹夜的工作。

  農民除春節能休息幾天外,一年到頭如此,一生如此,並且永遠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農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製造場,如鞋、帽、染衣、彈棉、織、紡、編筐、製鹹菜,甚至油醬酒醋都皆不取給於家外。所以農民的生活時常一身兼備農工商行賈,是極不分工的生活」。【8】幾千年來,農民的這種自給自足的個體經濟養成了農民的愚昧、保守,是造成社會進步緩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就要通過教育,提高農民的基本素質。傅斯年幼年時對農民生活的真切了解,成為他日後提倡社會改革,以縮小貧富差距,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平等的思想淵源。

二、國學奠基
  胡適曾在給別人的信中,議論人思想能力形成的原因。他說:「中國的舊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做人的本領不全是學校教員能教給學生的,它的來源最廣,從母親、奶媽、僕役……到整個社會——當然也包括學校——都是訓練做人的場所。在那個廣大的『做人訓練所』裡,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為『三歲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9】胡適在這堭j調的是人一生的思想、知識和能力是在少年時期奠基,外來的影響除學校外,主要是家庭和社會。考察傅斯年一生所受的教育和人格鍛煉,主要分兩個時期,即以十三歲為界,十三歲以前生活在家鄉,主要是學習以五經四書為主的傳統文化知識,其人格培養與鍛煉主要是家庭和傳統社會的各個方面。

(一)私塾與學堂
  傅斯年幼年是在家庭完全衰敗又屢遭變故中度過,尤其是九歲時父親去世,一家老弱失去了唯一的壯年親人,也斷絕了主要的經濟來源,其生活更加窘迫。這種變故對傅斯年心理上有影響,但對其日常生活影響並不顯著,經濟生活方面的重荷都由
祖父和母親苦苦支撐,他本人仍在親人和塾師的督責下,一天到晚苦讀詩書,死背儒家經傳典籍,這個時期奠定了他少年時期傳統國學的功底,以致他成年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對古代典籍的熟悉幾乎使所有學生和同事驚羨不已。
  傅斯年的少年時期正是中國社會劇烈的變化時期,這種變化影響了他的生活環境和人生趨向。
  一九○一年,在戊戌變法的熱浪中,清光緒帝下詔改科舉、廢八股。九月,清政府又下令各州府設立中學堂,各縣設小學堂,實行新式教育,這在當時無疑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然而此舉在偏僻落後地區很難立刻發生影響。聊城雖是東昌府治,詔令初下時,城內的府學、私塾中的生徒們,依然在那裡讀經書,學作八股文,整天「子曰」、「詩云」地背誦儒家經典。傅斯年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熟讀了十三經,奠定了其傳統國學的基礎。建立新學堂、廢除科舉制在當時是時代潮流,如春風總有一天要吹遍大地,東昌府和聊城縣勢必受其影響。不久,原啟文書院便改為府立中學堂,攝西書院改為高等小學堂,原來的考院改為初級師範小學堂。一九○五年春,傅淦順應時代風尚,把傅斯年送入東昌府立高等小學堂讀書,當時的小學堂雖設算術、地理等新課程,但未完全擺脫傳統,照常要讀經傳、諸子之書。傅斯年曾追憶說:「清未改革教育……當時竟移書院中之科目,即舊新各式八股於學堂。」即便如此,傅淦仍擔心傅斯年入「洋學堂」學不到真學問,繼續堅持在課餘時間督導傅斯年學習儒家經典,對於當時學堂學習的內容,傅斯年後來回憶說:「清末,一面在那裡辦新學,一面在那裡讀經,更因今文為『康梁逆黨』不得用,讀經乃令與現物隔開。上者剽竊乾嘉,下者死守高頭講章,一如八股時,那時學堂讀經的笑話真正成千成萬。少年學生上此課時,如做夢一般。」【10】
  由是觀之,傅斯年雖然讀了幾年高等小學堂,但所學的內容並沒有擺脫傳統國學的窠臼,只是接受了很少一點近代科學知識而已。
  就目前所得資料來看,傅斯年從五歲入私塾,到他十三歲離開聊城,這八年間,不論是在私塾還是在府立高等小學堂,他始終是同學中年齡最小的學生,學習成績卻總是最好。傳統的說法總歸結為他天生異質,稟賦聰慧,實際並非完全如此,更重要的原因還有兩個:
  其一,勤奮好學。他能集中精力於學業之中,對其所學,必求正解,自幼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平時讀書,凡遇到不識的字、不懂的詞、難解的句子,總是要問個明白,
有時教師不在身邊,他便記下來,有機會時請教教師或祖父。遇到問題,若身邊無紙,年幼的他便信手寫在手上、臂上乃至大腿、肚皮上,久而久之,養成了這種「記筆記」的習慣,因此他的衣服往往被弄得墨蹟斑斑,母親為他洗衣時,頗費氣力。這是其母晚年常向人們說起的趣事,傅斯年學習的刻苦認真從中可略見一斑。
  其二,良好的學習環境。傅斯年家庭雖然完全破落,生活困難,但是他的祖父和母親寧肯自己艱辛操持,也不把生活的重荷讓孩子承擔,只希望他把精力集中在學習上。所以家雖貧寒,其學卻無太大經濟壓力。在學習上,其祖父督導,嚴而不苛,誨而不倦。上學之餘他可以在深宅大院裡安靜地讀書、習字。這種良好的環境是他學好課業的必要條件。
  傅斯年在塾館與高級小學堂學習時,由於勤奮每一門功課都名列前茅,深為同學敬佩。他塾館時的同學朱笠升在同學中年齡最長,同學們都稱他為大學長,他與傅斯年關係親密,由於功課不如傅斯年,經常向傅斯年討教。傅斯年與他開玩笑,戲稱朱笠升為「大徒弟」。
傅斯年國學功底深厚,知識面寬博,善於屬文,其作文為其他同學所不及。每次作文,先生出題之後,傅斯年略作思索,便奮筆疾書,常常一揮而就,卻可得到先生的贊許。而其他同學看到題目後往往趴在書桌上苦思冥想,半天寫不出幾句話來,於是有些富家子弟便想投機「作弊」,他們求傅斯年代其作文,並許諾事成之後給他買一個燒餅作為報酬。傅斯年自幼仗義,樂於助人,有時又礙於情面不好推卻,寫篇作文對他來說也不算難事,所以不管給不給燒餅,他一律慨然應諾。有時他竟能在完成自己的作文之後,再為兩位同學寫出內容不相重複的作文。這種兒童把戲,自然難逃教師的慧眼,後來每發現傅斯年代寫文章並了解真相後,教師評講作文前常戲問傅斯年:傅老大,你這次是不是又換了兩個燒餅。傅斯年不好意思回答,只好投以幽默的一笑,老師自然只是開導,並不嚴厲處置。傅斯年在聊城度過了兒童時代,這個時代對傅斯年個人而論,是頗為特殊的,其特殊性可從兩個方面分析:
  就大環境而論,他童年生活的聊城正處於變革的轉折時期。首先,聊城地區的經濟發展日趨停滯,原來運河航運發達,促進了商業、手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農村的發展和進步。而此時由於黃河改道,大運河河道堵塞,再加上海運興盛,其南北交通大動脈的地位消失,於是聊城的農業又回復到原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時期,農民生活更為貧困。但原來經濟發展時期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部分地保留下來,仍然影響著社會,這在當時有明顯表現。傅斯年後來對此也有所認識,他說:「山東西部在當年並不是不濟的地方。有一條運河和南北大道,所以當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為當地富庶,一般工人和農民都不肯遷地求事業,遠不如東部的人的精神(當時,山東東部的生計艱苦)。譬如就聊城縣一地而論,聊城在當地是山東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濟寧、聊城、臨清,商務在濟南之上),又是山東西部直隸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點』,於是地方上頗少剛氣,而多怠性。……現在經濟上狀況一落千丈了,只有當時造成的惡根性存在著,妨害生活的發展。八股文化也無用武之地了,但仍用著舊精神妨害新文化的進來」【11】。由於形成八股文化中心點,使這個地區的士人特別重視儒家經典的傳授和八股文的寫作,希望靠此途徑獲取功名,混上一官半職。因此上學就是習舉子之業,傅斯年就在這種文化氣氛中度過了童年時代。這種大的文化環境,使他在童年時期系統地受到儒家文化的濡染,對他的成長產生了複雜影響,其正面影響是得以奠定深厚的國學基礎;其負面影響是,使他在兒童時期沒有機會接受近代科學知識,這制約了他知識結構的全面發展,特別是心理健康發展。正如他所說:「我小時,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誠意』、『不欺暗室』,雖然《大學》念得滾熟,卻與和尚念經一樣,毫無知覺。」【12】這說明童年枯燥無味地死記硬背儒經,嚴重妨害了他的成長,他成年後堅決反對讓中小學生讀經與此經歷頗有關係。又由於童年親眼目睹了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所以他後來強烈要求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反對貧富不均。
  就小環境而論,傅斯年生活在破落的書香世家,這種家庭環境對他一生的社會生活和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這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他的家庭是個比較典型的書香世家,所謂書香世家一般說來有兩層含義:一是重視文化的傳承,即世代重視對子弟的文化教育。從傅斯年很小開始,其父祖就教他識字、讀書,尤其是他的祖父,以向孫子傳授文化為自己最大責任,一刻也沒有放鬆,這對傅斯年文化知識的學習具有重要影響。二是重視品德教育。舊時的書香世家幾乎都希望自己的子孫有所成就,建功立業,對自己子弟的教育都具有如何對待社會、人生的內容。傅斯年受的家庭品德教育,可以說是比較正統的儒家教育,要求其忠孝節義、建功立業、忠君愛國等,這對傅斯年思想的形成和一生的節操有著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