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戰爭
台灣的選擇   中國的焦慮   美國的挑戰
A War Like No Other: The Truth About China's Challenge to America
2010 中時開卷:年度十大好書.翻譯類入圍
原文作者╱
Richard C. Bush、Michael E. O'Hanlon
作  者╱
卜睿哲、歐漢龍
譯  者╱
林宗憲 譯
出版社別╱
博雅
書  系╱
全球直擊
出版日期╱
2010/06/01   (1版 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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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986-6614-71-2
書  號╱
RT05
頁  數╱
264
開  數╱
25K
定  價╱
250


卜睿哲(Richard C. Bush)
  在美國政府工作十九年,研究中國與台灣問題。他目前是布魯金斯研究所東北亞政策中心的主任。

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
  在布魯金斯研究所雪梨史坦的資深主任。他的文章經常刊登在 Slate,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Post, the New York Times, the Los Angeles Times, the Washington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他是一位頂尖的國家安全專家,歐漢龍經常為大報、新聞台及美國國家公共電台寫評論。
※譯者簡介
林宗憲 譯
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博士,譯有《中國因素:大中華圈的機會與挑戰》。

謝詞
中文版序
第一章 思索意想不到的事情
第二章 一個崛起的對手
第三章 競爭與對立
第四章 失去的台灣島
第五章 台灣火藥庫
第六章 火上加油
第七章 中國可能認為它會贏
第八章 不斷升高直到失控
第九章 從對峙到退讓
附錄 中國為何無法奪取台灣
注釋

日本的統治結構
中國外交與台灣
:「一個中國」
原則的起源
什麼?!這才是
真的北韓人:看
韓劇、聽K-P
OP、當低頭族
,以及與脫北者
親戚往來的日常
生活
現代日本外交史
:冷戰後的摸索
及首相們的決斷
中南海:你所不
知的中國政治樞

金正恩與他的核
子武器:一觸即
發的世界危機



書評
當談到台灣問題的軍事與政治面向時,沒有人會去探討卜睿哲與歐漢龍的客觀性與精準度。這是美國決策者與軍事測略家無法弄錯,也無法忽視的一項挑戰。
----葛林(Michael Green), 前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

第一章    思索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九九五年十月,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因為台灣問題而呈現緊繃狀態。一群中國資深官員與一位名為傅立民(Charles chas Freeman)的美國人,爭辯美國是否應該針對中國籌畫中的進攻性軍事演習提出回應。這些演習透露出中國不滿台灣領導人的明確訊息。
     傅立民是一位退休的駐外官員,也是尼克森(Richard Nixon)於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時的口譯員,在那之後他成為中國資深官員所喜歡的非官方傳話人員。傅立民表示,美國將會對此項演習有所回應。
   這些中國官員在提及美國相當在意美軍在索馬利亞、波斯尼亞及海地等地的傷亡狀況時,顯露出輕蔑的口吻。一位中國的資深將領拉高了語氣:「你們已經失去了一九五0年代威脅使用核武來對付我們的那種戰略影響力了。你們當時有能力那樣做,因為我們無法反擊。但是,如果你們現在攻擊我們的話,我們將會回擊。因此,你們已無法再威脅我們了。」
     他說:「最終,你們對於洛杉磯的重視,還是會勝過對於台北的重視。」

當中國問題觀察家剖析他的說法時,這番言論掀起了軒然大波。中國真正得以傷害洛杉磯的方法,就是使用裝載核子武器的洲際彈道飛彈。
傅立民稍後堅稱,中國此項言論是在「嚇阻」概念下所提出的──也就是說,華府是否仍能毫無忌憚地逕自發動核武威脅──所以,這絕對不構成對「天使之城」(洛杉磯)的警告。我們或許可以把這一段話解讀為,台灣對於中國是核心根本問題,而台灣對美國則只是次要的利益(這或許可以稱之為「熱衷度的不平衡」)。甚至可以更進一步揣測說,中國的謾罵有點是喝太多「茅台酒」後的胡言亂語。 而且,不論是「不再能毫無忌憚地威脅」,或者「熱衷程度的不平衡」,這兩個想法都沒什麼了不起,也不必然是錯的。但是,如果真的按字面解讀,這兩種說法合在一起,就意味著美國若真的捍衛台灣的話,加州就可能面臨核武攻擊的威脅。
儘管這項言論是在當時的熱頭上提出,或許不能反映中國當時的政策。但這言論確實透露出重要的訊息,也就是中國將領對於台灣的看法、對於美國的看法,以及將如何運用中國軍事力量的看法。
再者,相當令人震撼的是,美國與中國竟然在倉促間就得開始思索這些之前意料不到的情形。幾個月前,北京與華府就已陷入在人權、智慧財產權及核子不擴散等外交爭端當中。而現在,他們充其量也只是爭議美國是否仍對中國進行核武勒索。在一九九六年一月,美國官員在得知中國將領對傅立民的說法的評論後,他們把這些評論解讀為,要不就是一種虛張聲勢,否則就是一種精心算計後的恫嚇,但絕不能放任這類言論發酵。

接著,在一九九六年三月,美國與中國發生了幾乎是四十年來最嚴重的軍事對峙。
奇怪的是,這次對峙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一次單純的紐約綺色佳(Ithaca)之旅。這位造訪綺色佳與康乃爾大學的人,正是台灣的總統李登輝。台灣的正式名稱是中華民國,這讓多數美國人感到困惑 (我們通常稱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PRC)。中國領導人把這場訪問,視為嚴重挑戰中國對台灣的界定,並且嚴重挑戰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或者不把中國當一回事看待)。尤其是,他們將台灣視為中國合法的一部份。只有在歷史的偶發狀況下,台灣才不在中國的主權管轄下。他們期盼有朝一日台灣能回歸中國,如同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一樣。
在這一天來臨之前,中國領導人認為,台灣領導者應該約束自己的國際活動,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因此,在一九九五年時,他們本來預期柯林頓政府應該會順從他們的期望,阻止李登輝訪美。當事情不如所願時,中國對台灣及美國的關係開始惡化,並且進行攻擊性的軍事演習,包括瞄準台灣沿海附近發射彈道飛彈。儘管中國從未想要發動戰爭,美國官員那時仍認為有可能會發生意外。美國官員也知道,不能再把台灣海峽的和平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台灣的民主政治、其總統的願景、中國對此島嶼的傳統政策、以及華府對台灣海峽兩岸的複雜立場,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引發了情緒性的反應。這個區域已經不會跟以前一樣了。
李登輝於一九八八年就職,完成了將台灣政治體系轉型為民主政治的艱鉅任務,並且於一九九六年舉辦總統直選,使這項任務達到最高峰。李登輝對於這些成就引以為傲,他認為,這些成就賦予他一項道德權威感,而這是中國北京當局的極權領導者所欠缺的。中國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不受控制的省分,必須要「回歸祖國的懷抱」。而李登輝有了這項合法性之後,他想要突破中國長期以來對台灣進行的外交封鎖。李登輝藉由出訪亞洲鄰近國家,而展開突破外交封鎖的行動。不過,最大的收穫則是美國。他也有其他的考量。與北京當局的政治對話陷入僵局,李登輝必須想辦法取得談判籌碼。他認為(結果證明這是不正確的),一趟美國之行可以使他達到這項目的。而且,這趟行程也會幫他提升其在國內當選機會(就這點來說,李登輝的判斷最後證明是對的)。
李登輝出訪綺色佳還有另一項、也是最後一個理由:他對柯林頓政府感到不滿。一九九四年四月,李登輝打算過境夏威夷前往南美洲。美國允許其他台灣資深官員從事類似的過境行程,只要他們保持低調即可。但是,李登輝想要高調宣揚,並要求多停留一些時間,以便縱情於他熱愛的高爾夫球運動。柯林頓政府卻回絕了,僅允許短暫的加油停留。台灣在美國國會的部分友好人士聽說了李登輝的待遇後,開始運作立法,想要限縮行政機關對李登輝行程的決策彈性。李登輝透過一個他掌握的私人組織,聘請了一家遊說公司。這家遊說公司立即發動一次相當精細的行動,迫使美國政府允許他訪問康乃爾大學,而這有別於以往的美國政策。如果說服成功,那當然最好;如果不成功,國會將通過具有拘束力的立法。這樣一來,對於一個想要出訪其母校,並進行演講的友善民主國家的領袖而言,會造成何種的傷害呢?
中國對於事情的轉折感到震驚。一九七九年華府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同時結束與台灣的關係)以來,依照遊戲規則,台灣資深官員只能過境美國城市,出訪台灣的外交友邦。而且他們只能偷偷摸摸進行,不能有公開行程。這套系統提供了台灣便利,但是維持了中國所宣稱台灣本身不是國家的主張。
李登輝的提議可能會摧毀這項先前的基礎,但是柯林頓政府從未給予國會和媒體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足以說明這趟訪問會造成何種傷害。中國外交官向國務院提出照會,轉達中國的強烈反對。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向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保證,這樣的出訪不符合美國的政策。但是,他也想要警告北京,國會正準備卸除總統的決策彈性,中國聽進了保證,卻忽略了警告。
最後,柯林頓屈服於國會山莊並允許李登輝訪美。美國政府接著想要縮減這次出訪的政治性質,但卻無太大成效。中國領導人為了做出回應,也由於受到來自軍方將領與政治人物的壓力,他們決定發出嚴厲的回應,以展現中國對此行為的嚴正態度,也為了防堵未來發生類似的脫軌行為。中國將這趟出訪視為,李登輝採取分裂主義陰謀的證據。北京中斷了旨在促進兩岸合作協議的組織間的兩岸對話,理由是李登輝惡化了政治氛圍。北京取消了美國與中國間官員的正常互訪,並召回中國駐華府大使,並延遲同意柯林頓所任命的美國駐北京新任大使。
而且,中國領導人還從事軍事恫嚇,例行的軍事演習都會大肆宣傳。更令人關心的是,在七月中旬,中國發射彈道飛彈到台灣北部八十五英里的外海海域,對台灣立即產生恫嚇的心理效果,台灣股市應聲下跌。隨後在八月,中國進行空中與海上的軍事演習,並發射反艦艇飛彈。
在面對這項及其他問題時,進行了許多努力,想方設法要讓美國與中國關係導回正軌。十月底,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柯林頓總統於紐約會面,但是北京當局的恫嚇行動也正在重新展開。在這時候,這位中國資深將領向傅立民提出他的「你們更重視洛杉磯」的言論。十一月下旬,也就是在台灣立法委員選舉的前一週,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一個沿海島嶼,進行一場相當大規模的兩棲演習,以模擬進犯台灣的情形。李登輝所屬的國民黨在選舉中慘敗。或許受到此事鼓舞,解放軍針對一九九六年三月總統大選做了準備。這一次,解放軍決定將一九九五年數個月間所進行的各種演習(試射飛彈、空中與海上演習、兩棲登陸)的時間濃縮,並且把飛彈試射範圍更靠近台灣。
中國資深外交決策官員劉華清抵達華府的時間,剛好是一九九六年三月七日,也就是中國在台灣兩個主要港口的外海,試射第一批飛彈的同一天。劉華清當晚與美國資深政府官員用餐,國防部長裴瑞(William J. Perry)嚴厲抨擊這些演習。培瑞指出,這些演習是「危險的、高壓性的、完全沒有必要的,而且是有風險的。」他把這兩個警戒區,比喻為如同砲兵用來劃定目標的那種區域(裴瑞本人曾在美國軍隊的砲兵團服務過)。
裴瑞與其同僚瞭解,中國並不想要攻打台灣,但他強烈地認為,美國必須表達美國不能被漠視也不能被恫嚇的立場。所以,他們迅速地決定必須採取行動,以遏阻中國做出「愚昧的事情」(也是為了讓國會及其他國內民眾瞭解,政府不是軟弱的)。在他們的建議之下,柯林頓總統派遣兩艘航空母艦作戰部隊前往台灣東岸海域,引起中國的錯愕,也讓台灣心存感激。
緊張態勢一直持續,外交折衝協商數週以上,之後緊張狀態逐漸地緩和,三方首府的戰略學者都進行評估,從這件事情學到些什麼。

如果中國領導人的目標,是為了讓所有相關各方相信,中國非常地認真看待台灣問題,那麼他們在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及一九九六年上半年進行的飛彈試射及其他軍事演習,已經成功達到此一目標。他們也證明了台灣經濟容易受到高壓行為所影響。但是,中國領導人也因此付出了高額代價,他們讓亞洲各國對中國是否能信守和平畫了大問號,也讓美國更有理由可以懷疑,中國是否為友好的國家。藉由引發美國派遣航空母艦作戰隊伍,他們大幅地降低以往有關華府是否將會協防台灣以對抗中國攻擊的模糊性。尤其在台灣問題上,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在任何情形下都將會協防台灣。對於任何關切此議題的人來說,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的事件顯示出,儘管解放軍可以展示武力,它造成台灣重大傷害的能力仍然相當有限。因此,解放軍開始進行一項改善此一缺陷的計畫。
對美國而言,此一事件暴露出台灣的民主政治與中國想完成祖國統一使命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緊張關係。過去台北與北京的領導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統一必然會到來。他們之間的歧見只是在於由哪一個政府治理統一後的國家。目前一個民主的台灣主張有權利參與國際體系,中國不喜歡看到此現象。更糟的是,中國對於反抗祖國統一的挑戰,會做出積極地回應──甚至是動用武力。華府原本認為這個爭端會自行化解,但是現在則認為,北京與台北可能無法如美國預期的一樣理性行動,它也認為若要維護美國對和平與安全的利益,唯一方法就是更深刻地介入其中。

儘管美國人民的心中,並未將美中台關係擺在優先地位,但是台灣行為、中國的反應與美國的干預之間所形成的危險演變,通常會因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政治局勢變化而加速,而且在未來數年仍將以驚人的規律性重複發生。

* 一九九0年,李登輝針對台灣政治地位發表言論──他宣稱,台灣與中國將在「國與國的關係」基礎上互動──中國則將此言論視同宣告獨立。解放軍的空軍戰機在海峽密切巡邏,美國則試圖透過外交方式緩和此一爭端。
* 二000年初,在台灣總統大選前夕,中國宣布「台灣獨立等同戰爭」。北京也認為,在野的民主進步黨的目標就是台灣之事實獨立。因此,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的勝利就代表會發生戰爭嗎?柯林頓政府擔心,這可能代表戰爭,因此,美國與兩岸合作,以緩和情勢。
* 二00三年至二00四年台灣的總統大選,陳水扁藉由操弄其政治基本盤,並煽動民眾對中國的恐懼感而尋求連任。華府擔心陳水扁將美國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並擔心北京會反應過度。美國努力約束台灣並安撫中國。

處理這些小型危機──並在第一時間防止危機發生──是困難的,因為兩岸目前對於核心問題(對於統一的必要性)立場分歧。台灣人不願意統一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希望的統一模式──對香港採取的那套模式,被稱為「一國兩制」──會讓台灣淪於附屬的地位。台灣領導人強烈地認為,他們是一個主權實體,與大陸政府是平等的,如果統一真的來臨時,也必須在這樣的基礎上,在理論上也是可行的(在台灣,有人希望不要與中國打交道,他們希望成為與中國完全無瓜葛的國家。但這又是另一回事,那些人也仍是明顯少數)。
那種意見分歧非常嚴峻。而其中最嚴重的,就是領導人也會誤解彼此的動機,而且必須提防國內政敵與輿論的攻擊,又欠缺適當的溝通管道來防止小事變成大事。因此,當台北領導人主張台灣的主權時,北京的領導人通常視之為分裂主義的陰謀。自一九九九年以來中國即拒絕與台灣總統進行權威管道的溝通,除非他提供夠大的政治保證──也就是承諾不會追求獨立。台北擔心這種必須先承諾退讓的談判目的,拒絕提出這樣的承諾。地震區的建築物為了禁得起多次震動,建造時必須有所彈性。但是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是死板僵固的,很容易受到些微意外的影響。
這種死板僵固並不只是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問題,美國與中國之間也有兩件案例。一九九九年十月,在科索沃(Kovoso)戰爭期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戰機意外地轟炸中國駐貝爾格勒(Belgrade)的大使館。此一插曲造成中國抗議熱潮,示威者攻擊美國的大使館。從中國官方媒體的說法就明顯地可以知道,在攻擊發生後的十二小時內,中國領導人已對此事件加以定調了:錯誤地判定此轟炸乃故意的──也就是說,中國大使館之所以被轟炸,是因為這是中國的大使館。在美國政府宣布犯錯,柯林頓總統也出面道歉之後,而且也遠在中國可以判定真正發生什麼事情之前,中國便已做出這樣的定調。(調查結果顯示出,經驗不足的美國政府分析專家,提供中國大使館的圖形座標給北約組織,錯誤地以為這是塞爾維亞政府建築物的地點)。中國基於對美國攻擊意圖的錯誤判定,因而發動一連串對美國的要求,包括懲處那些必須對此次攻擊加以負責的人。